急求。。中國古代文學史第二版第二卷由袁行霈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完整筆記。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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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作品讀書筆記5篇

《蒿庵閑話》有乾隆四十年(1775)刻本;嘉慶重刻本;山東書局光緒十五年(1889)刻本。下面是的我為你們整理的 文章 ，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蒿庵閑話》

偏重于經(jīng)史訓詁方面考證的筆記，二冊，張爾歧撰。張爾歧(1612—1678)，字稷若，號蒿庵，山東濟陽今店子鄉(xiāng)張稷若村人。自幼聰穎好學，熟讀經(jīng)史，兼及諸子百家。以諸生入清，不求聞達。所居敗屋不修，集其弟四人講說三代古文于母前，愉愉如也。妻朱婉婉執(zhí)婦道，勸爾岐勿出，以教授鄉(xiāng)里以終。張爾歧是明清之際著名經(jīng)學家，編纂有《儀禮鄭注句讀》，又為監(jiān)本(官定本)《禮記》石經(jīng)《禮記》勘正脫誤共300余處。晚年精研“三禮”，在濟南講授《儀禮》時，偶爾為當時著名學者顧炎武聽到，顧十分敬佩其見解精辟，翌日絕早即登門 拜訪 ，談?wù)摎g洽，遂訂交為友。后來，顧炎武在談師論道時稱贊張爾歧：“獨精‘三禮’，卓然經(jīng)師，吾不如張稷若?！薄肚迨犯濉と辶帧分杏袀?/p>

《蒿庵閑話》是張爾岐入清“廢舉子業(yè)”以后二十年間的作品。書稿成于康熙九年(1670)，為筆錄讀書所得，也有議論考據(jù)之作。卷末蔣因培的《附記》中有云：　“此書自敘謂無關(guān)經(jīng)學不切世務(wù)，故命為閑話，然書中教人以說閑話、看閑書、管閑事為當戒，先生邃于經(jīng)學，達于世務(wù)，凡所禮記皆多精義，固非閑話之比。”其中考辨“三禮”，解釋名物，多有可取。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四“喪禮主人不得升堂”條即引述《蒿庵閑話》說法。詩文部分舉韓愈《送文暢序》、《送高閑序》和《送文暢北游》詩為例批評韓愈“不類儒者”：“韓文公《送文暢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語，蓋以學佛者為墨，亦據(jù)其普度之說而以此名歸之。今觀其學，止是攝煉精神，使之不滅，方將棄倫常割恩愛，以求證悟，而謂之兼愛可乎。又其《送文暢北游》詩，大以富貴相夸誘，至云酒場舞閨姝，獵騎圍邊月，與世俗惑溺人何異?！端透唛e序》為蓄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無遺錙珠，情炎于中、利欲斗進，為勝于一死生，皆不類儒者。竊計文暢輩亦只是抽豐詩僧，不然必心輕之矣”。

今有：《蒿庵閑話》商務(wù)印書館1939年版;《蒿庵閑話》齊魯書社1991年版;《蒿庵閑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潛邱札記》

清代偏重于經(jīng)史訓詁方面考證的筆記，六卷，閻若璩撰。閻若璩(1638—1704)，字百詩，號潛丘，山西太原人，僑居江蘇淮安府山陽縣。閻若璩出生于一個書香世家。祖父閻世科是明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進士，官至遼東寧前兵備道參議，著有《敬刑錄》、《計遼始末》諸書。父親閻修齡，字再彭，號飲牛叟，明末貢生，以詞章名，著有《眷西堂詩文》、《紅鷗亭祠》行世。閻若璩數(shù)次鄉(xiāng)試俱名落孫山?？滴跏吣?1678)，詔征博學鴻儒科，閻若璩應(yīng)薦赴試，落策后仍寓居京師。內(nèi)閣大學士徐乾學嘆服他的學問，特意將其邀至家中，待為上賓，徐乾學奉敕修纂《清一統(tǒng)志》，閻若璩應(yīng)邀參加。協(xié)助徐乾學完成《資治通鑒后編》184卷?？滴跞四?1699)和四十二年(1703)?？滴趸实勰涎步銜r，他先后兩次進獻頌詩，渴望得到召見，但未能如愿。后來，皇四子親王胤禛(即以后的雍正皇帝)因久聞其名，請至府邸，尊為上賓，“呼先生而不名”，“執(zhí)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不久，閻若璩病情加重，胤禛延請御醫(yī)為他醫(yī)治。六月八日(7月9日)，閻若璩因醫(yī)治無效卒于京師。胤禛遣官經(jīng)紀其喪事，并親撰挽詩及祭文，稱他“讀書等身，一字無假;積軸盈箱，日程月課;孔思周情，皆大言深”。

閻若璩是清代漢學奠基者，在清初的學術(shù)史上，閻若璩上承顧炎武、黃宗羲，下啟惠棟、戴震。作為清代漢學(或考據(jù)學)的直接先驅(qū)，閻若璩在清代學術(shù)史上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尚書古文疏證》，他潛心研究《古文尚書》三十余年，撰成《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引經(jīng)據(jù)典，確定《古文尚書》為東晉梅賾所偽著。黃宗羲、紀昀、錢大昕、梁啟超、胡適等學者皆以為“偽古文《尚書》”的“定案”實歸功于若璩。他的學術(shù)反對派汪中亦將閻氏列為“國朝六儒”(顧炎武、胡渭、梅文鼎、閻若璩、惠棟、戴震)之一。梁啟超說閻若璩“不能不認為近三百年學術(shù)解放之第一功臣?！薄端膸烊珪偰刻嵋贩Q贊他：“引經(jīng)據(jù)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乃大明”，“反復厘剔之，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除《尚書古文疏證》外，閻氏另著有《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xù)》、《四書釋地又續(xù)》、《四書釋地余論》、《潛丘札記》、《重校困學紀聞》、《朱子尚書古文疑》、《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古文百篇》等。

《潛邱札記》是作者早年 讀書筆記 的匯編，初末成書，由后人搜輯整理成編。首二卷雜記讀書時考論，多案而未斷，卷三為地理余論，因為對于《禹貢》山川及《四書》中地名的考證已詳見于若璩所撰《古文尚書疏證》及《四書釋地》中，此拾其遺，故曰《余論》。卷四上為雜錄序跋、雜文，下為《喪服翼注》、《補正日知錄》。卷五為據(jù)若璩手跡陸續(xù)編成，皆若璩與人答論經(jīng)史書錄之作。卷六為詩賦。此書對于經(jīng)學、史學、地理等各方面的問題均有考證。其中如援據(jù)《禮》經(jīng)論列喪、祭禮儀以及考證方輿等沿訛襲謬之說尤為詳備。又為《補正日知錄》五十余則，顧炎武《日知錄》為開清代考據(jù)學風的大作，若璩首為補正，以訂其訛，又開后世研究《日知錄》之先聲，對清代考據(jù)學的發(fā)展也有很大影響。《四庫全書總目》謂“若璩記誦之博，考核之精，國初實罕其倫匹。雖以顧炎武學有本原，《日知錄》一書亦頗經(jīng)其駁正，則 其它 可勿論也”。

《潛邱札記》傳本有二，一為乾隆十年(1745)閻若璩之孫閻學林眷西堂刊本;一為乾隆五十七年吳玉捂刪定的潛德堂刊本《別本潛邱札記》。通行本有《四庫全書》本、《皇清經(jīng)解》本。

今有：《潛邱札記》商務(wù)印書館1981年版;《潛邱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筆記小說叢書，1992年版;

《池北偶談》

清代歷史瑣聞類掌故筆記，二十六卷，王士禎撰。王士禎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帶經(jīng)堂集》。著有筆記多部，有《池北偶談》、《居易錄》、《香祖筆記》、《古夫于亭雜錄》等，其中以《池北偶談》最為著名。

《池北偶談》又名《石帆亭紀談》，據(jù)王士禎自序稱，他所居住的宅西有圃，圃中有地，地北有屋數(shù)椽，有書數(shù)千卷度置其中，因而取白居易《池北書庫》之意，將本書取名《池北偶談》。又因為書庫旁有石帆亭，王士禎時常和賓客在亭內(nèi)聚談，或 議論文 章的流別，或解晰經(jīng)史的疑義，以至國家 典故 、歷代沿革、名臣碩儒的言行、神怪 傳說 等等，由兒輩記錄整理，并增益他在京二十年間的見聞，編次而成，所以又名《石帆亭紀談》。

《池北偶談》是清代著名筆記之一，以談文藝、掌故為主，偶及考辨，間雜大量神怪 故事 ，帶有較濃的小說色彩，部分內(nèi)容由作者兒輩記錄整理而成。全書共二十六卷，近一千三百條，分成四目：一，談故：記敘清代典章與科甲制度、衣冠勝事等;二，談獻，主要記敘明中葉至清初名臣、畸人、烈女等事;三，談藝，評論詩文，采擷佳句;四，談異，記敘神怪傳聞故事。在全書的四目中，以前三目內(nèi)容最具參考價值。如“談故”中“翰林卿寺屬”條，記清初太仆寺增設(shè)滿洲員外郎及翰林院起居注舘增設(shè)滿洲主事、中書舍人員額的情況;“八旗開科”、“臺灣開科”、“滿洲鄉(xiāng)試”等條，記順治、康熙時鄉(xiāng)會試制度的若干情況;“巡方”條可藉以了解清初任命巡按的制度;“殉葬”條記清初八旗用仆妾殉葬的舊俗，可以和《清通禮》、《清通典》等典籍參證補充?！罢劔I”中的記傅山父子故事和明崇禎時五十個宰相的姓名，足資參考;一些條目，雖系傳聞，但亦可補史籍記載之闕，如“史閣部”條，記揚州城破時史可法騎蹇驢自詣清軍軍營，不屈被殺等，可廣異聞?！罢勊嚒贝蠹s占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一，主要是作者以神韻說評詩論畫，闡述個人主張。所以《四庫全書總目》稱“談藝九卷，皆論詩文，領(lǐng)異標新，實所獨擅”。其中一些條目則保存了明末清初有關(guān)文藝一類的材料，如“粵詩”條，記嶺南三大家屈大均、陳恭尹等的詩作片斷?！盎涳L續(xù)九”記康熙時吳淇所輯粵中民歌，為南朝樂府《子夜歌》一類作品;又《石鼓詩“條，謂韓愈《石鼓歌》比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好，”坡詩“條說蘇軾《送蘇伯固》五言詩像《生查子》詞，評論皆均中肯。但書中一些常識卻發(fā)生錯誤，如“表語本樂天詩”條將劉禹錫的名句“沉舟側(cè)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誤為白居易詩;將蘇軾詩“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誤為李西崖詩。

《池北偶談》通行本有《清代筆記叢刊》本，《筆記小說大觀》本。

單行本有：《池北偶談》勒斯仁點校，中華書局1998年版;《池北偶談》齊魯書社2009年版;《池北偶談》學苑出版社1999年版;《池北偶談》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筆記小說叢書，1993年版。

《堅瓠集》

清代著名筆記之一，十集四十卷，另有續(xù)集、廣集、補集、秘集、余集，共十五集六十六卷。褚人獲撰。褚人獲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五)通俗小說集《隋唐演義》?！秷责酚诠沤竦湔轮贫取⑷宋? 事跡 、詩詞藝術(shù)、社會瑣聞、詼諧、戲謔無所不記，尤以明清軼事為多，如四集卷四“唐六如”記唐伯虎傭書獲配秋香事;首集卷一記吳門重視 冬至 節(jié)，互贈禮物，謂之“肥冬瘦年”;四集卷四“市名”、“石敢當”記各地市井交易的不同名稱：南方稱“牙行”，北方稱“集”，嶺南稱“墟”，南昌稱“亥”。記人家門口立石刻字曰“石敢當”的由來。等，都可供研究民俗者參考。三集卷一“土產(chǎn)”記云南大理府出石屏，河南出麻菰、線香，做官取為禮品，因而使百姓遭殃。《堅瓠集》材料中以這一類最為可取。書中論詩詞、文藝，則并無多少高明見解;講掌故、考證的，又大都因襲前人筆記的內(nèi)容。至于書中夾雜許多瑣屑無聊之事，采輯較廣但博而不精，這則是明人筆記的通病。

《堅瓠集》通行本有《清代筆記叢刊》本，《筆記小說大觀》本。

今有：《堅瓠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006年版;《堅瓠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筆記大觀2007年版;

《閱世篇》

清歷史瑣聞類掌故筆記，10卷。葉夢珠撰。葉夢珠，松江府(今上海松江縣)人，生卒不詳。《閱世篇》中記有明崇禎七年(1634年)金伯固設(shè)塾于上海城南，葉夢珠前往就讀，葉時年十四歲(《金伯固先生》)，可考知葉夢珠當生于明天啟元年(1621年)。另外葉夢珠所著《續(xù)編綏寇紀略》卷首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自序，而此書中亦有康熙三十幾年的紀事，表明作者康熙中葉尚在世，因此可以推知葉夢珠活到十七世紀九十年代，享年七十多歲。

《閱世編》共10卷，共分天象、歷法、水利、災祥、田產(chǎn)、學校、禮樂、科舉、建設(shè)、士風、宦績、名節(jié)、門祚、賦稅、徭役、食貨、 種植 、錢法、冠服、內(nèi)裝、文章、交際、宴會、師長、及門、釋道、居第、紀聞等二十八門。它主要涉及到明清之際以松江為中心的這一地區(qū)的自然、政治、經(jīng)濟、 文化 、風俗、人事各方面情況，記述頗稱詳備。它的體制雖為備纂輯府志時的采擇，而于治史者尤資參考。這部書最引人注目的是有關(guān)明末清初的社會經(jīng)濟資料。其中田產(chǎn)、賦稅、食貨、徭役各門，對當時的社會經(jīng)濟、人民負擔及民生狀況等都有細致的記載。如卷二田產(chǎn)》門及卷七《食貨》門記土地及米、布、柴、鹽、煙、茶、糖、肉、紙張、藥材、干鮮果品、眼鏡、 刺繡 等生活必需品和手工藝品的價格都有詳備的記錄，并比較了各年價格的升降，來反映順、康時期土地與民生的變化狀況，實為它書所不及。又如卷六《賦稅》門論松江賦稅之重也很扼要明確。其中對明末清初煙草在上海的情況描寫得頗為詳細：

煙葉，其初亦出閩中。予幼聞諸先大父云：‘福建有煙，吸之可以醉人，號曰干酒’，然而此地絕無也。崇禎之季，邑城有彭姓者，不知其從何所得種，種之于本地，采其葉，陰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細切為絲，為遠客販去，土人猶未敢嘗也。后奉上臺頒示嚴禁，謂流寇食之，民間不許種植，商賈不得販賣，違者與通番等罪。彭遂為首告，幾致不測，種煙遂絕。順治初，軍中莫不用煙，一時販者輻輳，種者復廣，獲利亦倍，初價每斤一兩二三錢，其后已漸減。今價每斤不過一錢二三分，或僅錢許，此地種者鮮矣。

這段文字，記載了上海煙草傳入、煙絲制作、販賣以及禁煙的情況，為經(jīng)濟史一段很有價值的資料。又如清初滿洲婦女的發(fā)式以及漢人對其的仿效，可作為 民俗學 的資料：“順治初，見滿族婦女辮發(fā)于額前，中分向后，纏頭如漢裝包頭之制，而架飾其上，京師效之，外省則未也?！?/p>

《閱世編》存有《上海掌故叢書》本。今有：《閱世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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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雜俎》不僅在考辨方面有一定的價值，所記明代史事，足供參考者尤多，如敘皇帝、太子、藩王婚禮的浪費，稅使的擾民，宦官的驕橫等等。下面是的我為你們整理的 文章 ，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五雜俎》

明代考據(jù)辯證兼瑣聞 故事 綜合性筆記，十六卷，謝肇制撰。謝肇淛(1567—1624)字在杭，號武林、小草齋主人，晚號山水勞人。明萬歷二十年(1592)進士，歷任湖州、東昌推官，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工部屯田司員外郎，曾上疏指責宦官大旱之年仍大肆搜括民財，受到神宗嘉獎。入仕后，歷游川、陜、兩湖、兩廣、江、浙各地所有名山大川，所至皆有吟詠，雄邁蒼涼，寫實抒情，為當時閩派詩人的代表。另著有《太姥山志》，并與徐火勃重刻淳熙《三山志》。

《五雜俎》本書是作者的 隨筆 札記，包括 讀書心得 和事理的分析，也記載政局時事和風土人情，涉及社會和人的各個方面。全書十六卷，分為“天、地、人、物、事”五門。其中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天部記述天文、氣候、節(jié)氣和四時的人事活動。地部記述理理、疆界、山川、河流、名勝，包括當時的海外地區(qū)，是研究歷代地理的重要資料。人部記述人的形體、心性、境遇，包括技藝、醫(yī)藥、術(shù)數(shù)、書畫、宗教等各種活動。物部記述動物、植物和各種物品，鳥獸蟲魚花卉草木、飲食服飾、文玩樂器等都有論述。事部記述貧富、 收藏 、文字、職官、行政、姓氏、婚嫁等社會活動。書中提供的大量資料有助于研究明代社會狀況，作者過記事，分析是非正誤有評述，有論斷，對讀者很有啟發(fā)。如據(jù)《西京雜記》中的“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駁送周密《癸辛雜識》所提出的“‘上巳’當為‘上己’，因為上旬無巳日”之說。又謂“蜻蜓點水”非愛水，而是產(chǎn)卵，以備一說。

如記京都乞丐：

京師謂乞兒為花子，不知何取義。嚴寒之夜，五坊有鋪居之，內(nèi)積草桔及禽獸茸毛，然每夜須納一錢于守歲者，不則凍死矣。其饑寒至極者，至窖干糞土而處其中，或吞砒一銖。然至春月，糞砒毒發(fā)必死。許一年凍死毒死者不下數(shù)千，而丐多如故也。

但《五雜俎》同樣有明人筆記以多為勝，忽略專精的通病，書中談歷代掌故部分，大抄前人筆記，又不注明出處;記錄笑話，亦皆采舊文，甚為無聊，記鳥獸蟲魚，又多涉神怪。

《五雜俎》最早為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如韋館刻本。

今有：《五雜俎》中華書局1959年版;《五雜俎》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五雜俎》臺北：偉文出版社1977年版。

《丹鉛雜錄》《譚苑醍醐》《藝林伐山》

明代考論經(jīng)史、詩文、訓詁、名物的幾部筆記。楊慎撰。楊慎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楊升庵集》。明代考論經(jīng)史、詩文、訓詁、名物的筆記以楊慎撰述的為最多。其中著名的有《譚苑醍醐》八卷，《藝林伐山》二十卷和以《丹鉛》為名的《丹鉛雜錄》十卷和《丹鉛續(xù)錄》八卷。

《丹鉛雜錄》和《丹鉛續(xù)錄》考論經(jīng)史、詩文、訓詁，其內(nèi)容非常廣泛，舉凡經(jīng)史子集均有涉獵。如指出柳宗元《小石潭記》中“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一句，并非柳氏獨創(chuàng)，而是來自酈道元《水經(jīng)注》中“綠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楊慎崇經(jīng)黜史，重視音韻訓詁;敢于對宋儒進行大膽批評;又對傳統(tǒng)經(jīng)典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解釋。楊慎重視史書的文采，強調(diào)修史要秉筆直書，反對官修史書，提倡個人獨立修史;評價歷史人物能不落窠臼，有自己獨立的觀點。楊慎讀書廣泛，對過去不為人注意的子部書籍進行了探索、討論，擴大了人們的視野。

《譚苑醍醐》亦皆考證之語，與《丹鉛錄》大致相出入，而亦頗有異同。引《水經(jīng)注》載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jiān)孟琰據(jù)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琰營，臣作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事《三國志·諸葛亮傳》不載，可補史闕。楊慎在文學上既講求文法，主張詩文用字要有來歷，又反對極端的復古主義;反對詩史說;偏愛李白，亦好杜甫，對李白的身世進行了有價值的探討。又辨李白為蜀之彰明人，歷引其《上裴長史書》與《悲清秋賦》及諸詩句，以證《唐書》稱白為隴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類，考訂辨論，亦多獲新解。

楊慎雖然淵博，但其筆記中考證疏誤，記憶錯誤處也不少。陳耀文曾撰《正楊》四卷，糾正楊慎之訛;胡應(yīng)麟《少室山房筆叢》內(nèi)《丹鉛新錄》和《藝林學山》兩部分，亦專門駁楊慎的引證和論辯。

今有：《丹鉛雜錄丹鉛續(xù)錄俗言》商務(wù)印書館，叢書集成本，1936年版;《丹鉛雜錄丹鉛續(xù)錄》中華書局1985年版;《丹鉛雜錄丹鉛續(xù)錄》上海書店1886年版。

《藝林伐山》商務(wù)印書館1937初版;《藝林伐山》中華書局1985版;《藝林伐山》上海書店，叢書集成本，1986年版。

《棗林雜俎》

本書是一部明代史料筆記，作者談遷。談遷(1593—1657)為明清之際著名史學家，原名以訓，字仲木，號射父。明亡后改名遷，字孺木，號觀若，自稱“江左遺民”。浙江海寧(今浙江海寧西南)馬橋人。明諸生。一生未曾做官，家貧，靠繕寫、代筆或作記室維生。自幼刻苦好學，于經(jīng)史百家無不致力，對明代史事尤其著力，歷經(jīng)艱險完成明朝編年史《國榷》。著作另有《棗林集》、《棗林詩集》、《棗林雜俎》、《北游錄》、《西游錄》、《史論》、《海昌外志》等。《清史稿》有傳。

《棗林雜俎全》分為智、仁、圣、義、中、和六集十八門，其中“土司”一門有目無文，實有十七門。書中逸典、先正、流聞等門對南明弘光朝、明代典章制度及戶帖式的記錄，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對明代科舉、民俗、物產(chǎn)、植物、山川等人文自然景觀等也有詳細的描述。本書對于了解明代歷史，尤其是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書中也雜有神怪靈異等荒誕傳聞。

今有：《棗林雜俎》羅仲輝胡明校點，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2006年版;《棗林雜俎》齊魯書社1997年版;《棗林雜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板橋雜記》

明末清初一部記載南京秦淮河一帶歌妓生活的筆記，三卷，類似唐代孫棨的《北里志》。余懷撰。余懷(1616～1696)清初文學家。字澹心，一字無懷，號曼翁、廣霞，又號壺山外史、寒鐵道人，熟讀經(jīng)史，學識淵博，有匡世之志，文名震南都。為國子監(jiān)生，受到國子監(jiān)司業(yè)的吳偉業(yè)的賞識。崇禎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二十五、六歲的余懷被南京兵部尚書的范景文邀入幕府，負責接待四方賓客并掌管文書。清軍占領(lǐng)南京，余懷化妝成道士流亡他鄉(xiāng)，開始長期顛沛流離生活。從順治年間直到康熙初年，他經(jīng)常奔走于南京、蘇州、嘉興一帶，以游覽為名，聯(lián)絡(luò)志同道合者，進行抗清復明的活動。從康熙八年(1669)起，余懷隱居吳門，以賣文為生，民族氣節(jié)始終不移。同時，精力集中于學術(shù)著作方面。他晚年自號鬘持老人。福建莆田黃石人，僑居南京，因此自稱江寧余懷、白下余懷。晚年退隱吳門，漫游支硎、靈巖之間，征歌選曲，與杜浚、白夢鼎齊名，時稱“余、杜、白”?！栋鍢螂s記》亦作于晚年，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除筆記《板橋雜記》外，還著有詩文《甲申集》七卷，《余子說史》十卷，《東山談苑》八卷，記明末黨爭之事的《汗青余語》多卷，《四蓮花齋雜錄》八卷，《硯林》一卷，《茶史補》一卷《婦人鞋襪考》一卷《宮閨小名錄》一卷等。

《板橋雜記》三卷，署三山人撰。全書分上卷、中卷、下卷。收選了一些優(yōu)秀的小品文。記述了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長板橋一帶舊院諸名妓的情況及有關(guān)各方面的見聞。其中上卷為雅游，描寫明末清初金陵秦淮河畔的梨園，秦淮河燈船，妓院和江南貢院;中卷為麗品，記金陵諸名妓情況，以舊院為主，珠市附之;下卷為軼事，雜記舊院諸狎客之奇聞逸事。卷首有余懷自識：“此即一代之興衰，亦千秋之感慨所系，非徒挾邪之是述，艷治之實傳?！薄端膸烊珪偰俊吩u曰：“文章凄縟，足以導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類。然律以名教，則風雅之罪人矣。”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寫道：“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習俗相沿，以為佳話……自明至清，作者尤伙，清余懷之《板橋雜記》尤有名?！?/p>

今有：《板橋雜記》江蘇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板橋雜記》劉如溪點評，青島出版社2010年版;《板橋雜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日知錄》

清代著名考據(jù)辯證類筆記，三十二卷，顧炎武撰。顧炎武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顧林亭集》。

《日知錄》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書名取之于《論語·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顧炎武是明末清初大儒，學問淵博，見識通達，《日知錄》是他積累三十多年的筆記，與經(jīng)史、詩文、訓詁、名物、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吏治、雜事，無所不談;許多條目，全都原原本本，考證詳明?！秲?nèi)容宏富，貫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錄》有條目1009條(不包括黃侃《校記》增加的2條)，長短不拘，最長者《蘇淞二府田賦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殺》僅有9字。這與作者立志學術(shù)創(chuàng)新有密切的聯(lián)系。書前有其學生潘耒做的序。潘耒把《日知錄》的內(nèi)容大體劃為八類，即經(jīng)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潘耒強調(diào)《日知錄》的經(jīng)世意義，認為此書只有宋元時期的名儒能做出來，明朝三百年來沒有這樣的書，將來治國者采用其說，會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僅嘆服其考據(jù)的精辟，文辭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書的本意。關(guān)于寫作此書的目的，顧炎武本人說得很明白：“別著《日知錄》，上篇經(jīng)術(shù)，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于治古之隆”;“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后王”。

《日知錄》中，顧炎武提出社會風氣的好壞決定社會興衰的觀點，說：“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guān)，必在人心風俗”。他認為“風俗衰”是亂之源，并列舉大量事例，說明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是導致國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說評價君主的功績首先要看社會風氣：“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從政治上提出了整頓“人心風俗”的具體 措施 ，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貴廉、提倡耿介和儉約等，還從經(jīng)濟上分析了“人心風俗”敗壞的原因，認為要使風俗變好，必須有讓百姓安居樂業(yè)的物質(zhì)條件：“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產(chǎn)，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導培養(yǎng)人心風俗、加強禮治，他還強調(diào)法制，主張嚴懲敗壞世風的貪官奸臣，說：“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勿貪，不可得也?！鳖櫻孜溥€看到了“勢”在事物發(fā)展過程中的作用，主張進行社會變革，提出要順勢而行，“物來而順應(yīng)”的變革思想。在卷三十二中，作者還特別指出學界“座主門生”與朋黨之禍的關(guān)系。指出唐代的進士，以主考為“主座”，自稱“門生”。以中唐以后，遂有朋黨之禍。并指出明代主考與進士，公然稱“座師”與“門生”，朋黨之禍，也不減于唐宋。

顧炎武曾把寫這部書比作“采銅于山”。注重收集第一手資料，在治學上嚴謹扎實，堪稱楷模。他這種研究學問的態(tài)度和 方法 是對明朝空疏學風的反動，對有清一代學風的轉(zhuǎn)變與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后輩學者對這部筆記多推崇備至李慈銘稱贊《日知錄》這部筆記，“直括得一部《文獻通考》，而俱能出自于《通考》之外”;梁啟超說：“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除黃汝成外，為這部書作校補、箋注的還有很多，如李遇孫《日知錄續(xù)補正》，丁晏《日知錄校正》，俞樾《日知錄小箋》，黃侃《日知錄校記》等。道光年間黃汝成采各家之說為該書作注，為《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初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F(xiàn)在通行的商務(wù)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日知錄》是以黃汝成的“集釋”本為底本。其中《刊誤》和《續(xù)刊誤》各二卷亦為黃汝成著。后附的《日知錄之余》四卷，乃后人輯顧炎武著作遺佚而成。

今有：《日知錄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日知錄校注》陳垣校注，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版;《日知錄集釋》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日知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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