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文學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新時期小說與中國古典文學傳統(tǒng)

1 入世精神與頹廢情懷

中國古典文學的思想內涵很豐富，新時期小說中表現出的古典文學思想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儒家傳統(tǒng)的入世精神，二是士大夫的頹廢情懷。

中國古典文學受儒家思想影響嚴重，帶有很強的入世精神和社會參與色彩，“文以載道”的思想貫穿于整個文學史中，文學也因此被人當作“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這種入世精神的極端表現是直接為政治服務，其邊緣則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體現。遍觀中國古典文學史，很少有純粹個人性的創(chuàng)作，作品中無不寄寓著作家的社會化關懷，表達著各種各樣的政治或文化理想。從《詩經》、屈原開始，經過杜甫、范仲淹、魏源等的衍變，更形成一股憂國憂民、擔當道義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也傳達著重教化、重社會功用效果的文學精神命脈。古典文學的入世精神在五四新文學中被以“文以載道”的面目受到撻伐，但實際上，五四文學并沒有真正將它丟掉，而是換了一種方式存在。五四作家們所真正批判的其實只是古典文學所載之“道”的內涵，文學為現實服務的基本精神依然是保持著的——文學不應該維護傳統(tǒng)的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而應該為現實中國的變革和強大服務。就小說而言，梁啟超的小說革命觀依然深刻地影響著五四作家們：“欲新一國之民, 不可不先新興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7]五四文學的主導傾向依然是面向社會和大眾的“為人生”，人道主義、愛國主義和現實批判則始終是五四文學最顯著的思想特色。這當中盡管灌注了許多新的現代思想內涵，但底子上依然蘊涵著古典文學的某些精神印記。

新時期小說，尤其是新時期初的小說，同樣表現出很強的入世精神。這一點在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思想方面表現得很明確。盡管作家們一般都不直接提古典文學傳統(tǒng)，但在談論自己的文學志向和對文學的認知時，幾乎無一例外要談到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將文學與政治和責任感密切聯系起來，也就是說，實際上，作家們的思想內核中已經內在地體現著古典文學的入世思想。如周克芹所理解的文學是“時代風云、群眾生活所給予作者感情影響的形象見證，個人與時代的結合的一個最真實的證物”；[8]高曉聲談到自己中斷創(chuàng)作20多年后返回文壇的第一篇作品《“漏斗戶”主》時，明確表示為農民呼吁的創(chuàng)作責任感：“我寫他們，是寫我心”[9]；蔣子龍同樣將自己的創(chuàng)作與現實需要密切聯系起來：“《喬廠長上任記》是‘逼’出來的。是被生活‘逼’出來的，是被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對四化的責任感‘逼’出來的……”[10]

入世精神同樣體現在創(chuàng)作當中。從小說主題而論，新時期小說最典型的體現是濃郁的教化意識。新時期許多小說蘊涵著明確的教化觀念，小說被當作思想教育的工具，被用來傳播各種社會文化意識。劉心武的《班主任》、《醒來吧，弟弟》等作品典型地體現了這種思想，也正因為如此，充滿說教色彩的《班主任》被作為新時期文學的開端之作，成為了一個時期文學的典型。除劉心武外，其他作家的創(chuàng)作也基本相似，像名噪一時的張賢亮、從維熙，就是將苦難作為道德說教的方式，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再如歷史類小說，如《李自成》、《星星草》等作品，也都是遵循中國傳統(tǒng)歷史著述的“資治通鑒”思想傳統(tǒng)，總結歷史教訓，以歷史來引導、服務現實，是這些作品一致的主題。而且，歷史小說的這一特點一直延續(xù)到90年代，如陳忠實的《白鹿原》，唐浩明的《曾國藩》，熊召政的《張之洞》、《張居正》等作品，也遵循類似的歷史觀，是傳統(tǒng)歷史著作（小說）思想的現代體現。

從小說內容而論，則表現在小說與現實政治的密切關聯上。新時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潮流與現實的政治變革有著密切關系，或者說小說的內容變遷緊密地跟隨在時代社會的解放和發(fā)展后面。從最初的“傷痕”到“反思”，再從“知青小說”到“改革文學”，新時期小說的每一律動，都與社會現實、與政治文化的變化有直接的對應，參與著社會政治的變革和文化觀念的解放。而像“人道主義”等具有批判性的文學潮流，實質上也在傳達著另一種政治觀念，體現著作家們更具獨立性的社會關懷。此后，90年代后的“現實主義沖擊波”、“官場小說”以及新世紀的“底層寫作”等小說創(chuàng)作潮流，也都與現實政治形勢密切相關，密切聯系著作家們的現實參與和社會責任意識。

進入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后，新時期小說的文學精神有一定的變化，傳統(tǒng)的入世精神受到一些作家的批判和嘲諷（最典型的是“新歷史主義”小說以新的歷史觀解構和嘲諷著傳統(tǒng)的歷史小說），其表現也有明顯的衰退。與此同時，另一種與古典文學有著密切淵源的精神在悄然興起，成為時代性的文學潮流，這就是傳統(tǒng)文人的頹廢意識。

“頹廢”不是完全的中國文學特征，甚至說，這一概念本身就來自西方，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文學中沒有這一思想存在，相反，受道家思想影響的傳統(tǒng)文化中包含著很強的頹廢內涵，并在此后的發(fā)展中與儒家、佛教思想相結合起來，形成了具有濃郁士大夫氣息的悠久傳統(tǒng)，也構成了自己的獨特特征。大體而言，中國文學中的頹廢更多旁觀冷嘲的姿態(tài)，也與隱逸享樂的心態(tài)聯系得很緊密。這與西方的頹廢思潮往往帶有厭世色彩，并與唯美思想結合在一起，構成一定的區(qū)別。因為中國文學的頹廢往往是傳統(tǒng)儒家思想失敗后的產物，受主流儒家思想影響，知識分子普遍將實現社會責任抱負作為自己的基本追求，但是，在現實中，并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有機會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而要能夠順利達到“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精神轉換也有相當的難度，于是，許多人在失意情況下，會放棄儒家思想，陷入虛無和懷疑的人生觀中，沉湎和滿足于個人世界的小情趣中，其生活帶著虛幻而放誕的色彩，其文學也就典型地表現出中國文化的頹廢思想。另外，中國文學的頹廢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矛盾和困惑。因為在長期的文化積累中，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意識的強大而持久的，一般人很難遽然擺脫這種思想的影響，也就導致中國文人的頹廢往往是不徹底的——就像中國歷史上許多隱士一樣。頹廢文學精神在魏晉士大夫階層中有集中的反映，魯迅的《魏晉文學及風度與藥及酒之關系》作了非常透徹的論述。當然，不只是魏晉之際，莊子的文學作品中就包含著頹廢思想的內核，明末文學是其更極端的泛濫。

新時期小說頹廢思潮的興起與時代文化的嬗變有密切關聯。80年代末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入，政治思想得到進一步解放，與此同時，商業(yè)文化進入中國并迅速成為社會的主流文化，社會文化格局發(fā)生了巨大改變。在這當中，文學一方面被推下了原有的政治依附者位置，并被暴露出依附時的虛偽和造作之態(tài)，使傳統(tǒng)的“文以載道”思想受到了根本性的沖擊，另一方面，伴隨著精神文化的失落大潮，文學逐漸失去了其精神信仰的生存基礎。在這種情況下，新時期作家的人生道路選擇固然是五花八門，他們的精神世界也是四散逃離，傳統(tǒng)文人的頹廢思想自然會在一些作家身上暴露出來。這一點，正如有學者對晚明文學的分析，“古代儒家傳統(tǒng)的理想人格是以修身為本，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修養(yǎng)，使人成為能夠安貧樂道、道德完善的正人君子?！搅送砻饕驗槌讨炖韺W逐漸失去了崇高的地位，個性之風崛起，晚明文人追求個性的興趣遠遠大于對于有規(guī)范性的完美人格的興趣，他們更為欣賞的恰是有特點的狂狷癖瀕的文人才子性格而不是完美的圣人人格?！盵11]

寬泛一點說，80年代的“先鋒小說”精神就具有一定的頹廢色彩。作家們意識到文學在現實中的無力局面，轉而以對形式的追求來抗擊現實，其中包含著某些傳統(tǒng)文學的頹廢色彩。有學者的論述是準確的：“正是出于同樣的對沉郁、頹廢的審美偏愛和內心渴求，葉兆言和蘇童才一起踏上‘懷舊’的藝術之舟，駛向過去的‘死亡’的時間河流?！盵12]然而，真正具有典型意義，或者說開啟了新時期小說頹廢潮流的是90年代初期的賈平凹。他在80年代曾經涉獵過改革、“尋根”等題材，其創(chuàng)作中不無“載道”的痕跡，但在1992年問世的《廢都》中，他敏銳地表達了文學邊緣化后知識分子的頹廢和無奈主題。作品中莊之蝶的頹廢和死亡，以及整個西京文化界的衰敗，傳達出作者強烈的文化失敗感和虛無主義精神。就像小說在表達方式上借鑒了晚明的著名小說《金瓶梅》，其精神也直接承接著晚明的頹廢傳統(tǒng)。

賈平凹的這一創(chuàng)作精神在90年代后有非常廣泛的繼承者，其代表是比他更年輕的“晚生代”作家，主要有韓東、朱文、張旻等。與賈平凹一樣，這些作家也感受到傳統(tǒng)文學體制崩潰后的虛無，但相比之下，他們對傳統(tǒng)體制的依賴要少了許多，并且，他們對殘存的文學體制表示了一定的獨立精神，也有更高的文學抱負，然而，他們在內心深處還沒有真正擺脫現實體制的限制和壓力，于是，就往往借助于性、虛無、唯美等頹廢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現實的反抗。具體而言，他們的創(chuàng)作有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生活觀念上的虛無態(tài)度。他們的主人公往往對現實不滿，卻無力改變，于是選擇性和虛幻等方式作為反抗社會的方式；二是強烈的個人主義。他們所關注的基本上局限于個人命運和生存價值，很少思考與社會有關的事物，也很少直接寫到個人以外的現實生活；三是藝術上的文人情調。雖然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存在較大的個人差異，但總體而言，他們對個人生活的沉湎往往透露出一定程度上的傳統(tǒng)文人情調，或者說是自我欣賞、自我陶醉。

需要指出的是，新時期小說家所表現出的古典文學精神并不是單一和純粹的，他們的創(chuàng)作精神與現實主流政治思想，與現代西方文化和文學觀念都有密切的聯系，或者說這多種因素已經融合成一個整體，很難進行簡單的分離。比如新時期小說中的入世思想中就包含有現代啟蒙精神，也與現實政治觀念和現實主義文學思想有直接關聯；同樣，頹廢思潮也包含有現代消費文化的影響，帶有后現代文化的濃郁印記。甚至可以說，頹廢文學思潮在新時期小說中的泛濫，其精神兄弟就是消費文化在中國的方興未艾。

反思：文學的傳統(tǒng)與現代

對于新文學來說，與古典文學的關系牽涉到其基本特征和精神來源。正因為這樣，自新文學創(chuàng)始之日起，不斷有人對此作過思考和探討。魯迅、茅盾、沈從文、王瑤等著名作家和學者都專門發(fā)表過意見，近年來，又有鄭敏等作家和學者進行深切的反思。在這個意義上，本文對新時期小說與古典文學關系的思考，必然不可能只是關乎小說自身，而是必然要聯系到新文學的歷史和傳統(tǒng)，聯系到新文學的特征和發(fā)展走向。

一、解放觀念，以更開放的觀念對待古典文學傳統(tǒng)；

正如前所述，新文學傳統(tǒng)一直以批判和疏離的態(tài)度對待古典文學，對此，過于苛責前人是沒有意義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對時代提出了不同的文化要求，五四時代迫切需要去舊迎新，學習西方是它的首務。但是在今天，確實需要以新的視角來看待古典文學傳統(tǒng)。

這首先與時代文化特點有關。今天是一個經濟和政治全球化的時代，商業(yè)文化正在將整個人類文化納入其軌道和規(guī)劃中，在這一背景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具有特殊的意義，文學也應該調整自己與傳統(tǒng)的關系，彰顯自己的民族個性。經過幾千年的繁衍，中國文學已經成為傳統(tǒng)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它的身上，承載著中國文化的獨特品格，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凝結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個性。保持民族文學（文化）的特點，必然對悠久的古典文學進行重新審視，汲取其深在的民族品格和文化個性?！爱敾謴臀覀儗τ谂f文學底信仰，因為我們不能開天辟地（事實與理論上是萬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夠并且應當在舊的基礎上建設新的房屋?！覀兏鼞私馕覀儢|方底文化。東方的文化是絕對的美的，是韻雅的?！盵20]聞一多的這段話雖然說于上世紀20年代，但在今天依然有現實意義。

在對古典文學的思考中，需要對“現代性”概念作出新的思考?，F代性是時代潮流，但是，是否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現代性就是簡單的進化論線性發(fā)展，已經越來越遭到人們的質疑。文學的現代性的問題尤其復雜。作為一種獨特精神產品，文學的評價絕對不能以簡單的進化思維來進行，文學不是現代一定勝于前代，而是各有特點和價值。古典文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學中發(fā)展得最成熟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它的獨特審美價值在今天依然有悠長的魅力，絲毫沒有失去意義。

最后，還要考慮到文學的基本創(chuàng)作規(guī)律。美國詩人艾略特曾經特別強調傳統(tǒng)意識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意義：“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現存性，歷史的意識不但使人寫作時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還要感到從荷馬以來歐洲整個的文學及其本國整個的文學有一個同時的存在，組成一個同時的局面。這個歷史的意識是對于永久的意識，也是對于暫時的意識，也是對于永久和暫時的合起來的意識。就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成為傳統(tǒng)性的，同時也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最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地位，自己和當代的關系?！盵21]確實，任何時代都不存在沒有承繼的創(chuàng)作，作家的承繼不是東方的，就是西方的，不是中國的，就是外國的，他不可能有更多的選擇。在這個方面，一個作家能否與傳統(tǒng)（古典）文學建立深層的精神聯系，確實很大程度上影響其對民族生活反映的深度，影響到其成就的高低，就新文學小說歷史而言，幾乎所有的優(yōu)秀作家都得益于古典文學傳統(tǒng)，魯迅、沈從文、茅盾、張愛玲、孫犁……幾乎無不與古典文學保持有深刻的聯系。反過來說，受時代文化要求，“十七年”小說對古典文學傳統(tǒng)較多地疏離和批判，主要從民間文學傳統(tǒng)中吸取營養(yǎng)，盡管其創(chuàng)作也有其特點和成就，但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藝術意境上卻有明顯不夠[22]。借鑒前人，我們沒有理由割斷歷史，對古典文學持簡單的菲薄和拒絕態(tài)度。

與之相直接關聯的還有新時期作家的創(chuàng)作持續(xù)性問題。這一問題為許多研究者所關注，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一現象？則眾說紛紜。我以為，作家傳統(tǒng)文學修養(yǎng)的深厚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作家文化積淀的是否深厚，對民族審美傳統(tǒng)體會的是否深刻，以及是否能夠將現代藝術和傳統(tǒng)（民族）風格融合在一起，決定了作家創(chuàng)作生命力的長度，也決定其創(chuàng)作持續(xù)力。

二、以更科學的態(tài)度甄別和繼承古典文學傳統(tǒng)；

保持傳統(tǒng)，并不排斥創(chuàng)新，并且也絕對不是完全追隨傳統(tǒng)，而是應該堅持科學地反思，有選擇有甄別地看待和吸取。具體來說，我以為，應該遵循兩個基本的原則。

首先，以現代精神為主導，側重精神的吸收，不做簡單的回歸。中國古典文學內涵很豐富，其中有適應新時代者，也有落伍于時代、應該被淘汰者，需要有理性客觀的取舍。從精神而論，入世精神是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大特點，有其積極價值，但是如果一味追求而不知批判，就很容易失去文學應有的獨立性，淪落為政治或其他的工具，必然會為時代所淘汰。新時期小說在80年代表現出的教化文學觀念興盛一時，卻在90年代后迅速衰落，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辨析清楚對傳統(tǒng)教化文學觀念精華與糟粕的取舍。形式方面也是一樣。古典小說的章回體形式，以及傳奇性、故事性等特點，都不宜作簡單的回歸?！靶鹿P記小說”可以作為一個范例。它雖然曾興盛一時，但卻沒有保持足夠的生命力，并且沒有得到大眾的認可，與其形式本身的局限有直接的關系。這一形式也許適合反映古代文人的生活情緒和奇聞逸事，卻不能反映更廣大的、迅捷發(fā)展的生活，也難以傳達出現代的人文思想。我以為李慶西的話是有道理的：“‘新筆記小說’的價值或許在于，它為今后小說的形態(tài)發(fā)展進行著藝術準備。它在藝術的高級層次上對小說技巧作出了富于詩意的概括，指導著小說審美關系和敘事形態(tài)變革的可能途徑?！盵23]同樣，現代文學時期，廢名的“詩化小說”也足以作為教訓。他的《橋》、《莫須有先生作飛機》等作品完全走傳統(tǒng)抒情文學的路子，忽略了現代小說的基本特性，雖然個性獨特，卻失去了讀者，并不成功。相比之下，沈從文對古典文學的態(tài)度更為靈活，融合的現代因素更多，成就也更高。

其次，立足于現實，立足于生活。傳統(tǒng)不是抽象存在的，它既存在于文學典籍之中，更存在于現實人們的生活和文化中。離開現實去追尋縹緲虛幻，只能得到空虛而不是切實，也不能將傳統(tǒng)活用，探詢到既合于現實又蘊涵獨特民族審美特征的道路。而且，傳統(tǒng)是全面的，它不只是古典，也不只是民間和現實，應該是它們的集合。我以為，新時期小說在這方面有明顯的不足。以語言為例。從基本方面講，“一個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語言形成這兩個方面的關系極為密切，不論我們從哪個方面入手，都可以從中推導出另一個方面。這是因為，智能的形式和語言的形式必須相互適合。語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現；民族的語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語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過了人們的任何想象?！盵24]也就是說，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古典文學的語言（包括文言文）作簡單的否定和割裂，雖然它已經在生活中死亡，但它既有獨特美學效果，又凝聚著民族文化精神，對今天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語言發(fā)展都依然有借鑒意義。然而，簡單地模仿顯然是錯誤的，畢竟，這種語言已經不存在于現實生活中，不具有表達現代生活的直接價值。它必須融合于現代口語中，將生活語言和文言文的韻味結合起來。魯迅曾談過他小說的語言：“采說書而去其油滑，聽閑談而去其散漫，博取民眾的口語而存其比較大家能懂的句字，成為四不象的白話?！盵25]事實上就是文言文與現代口語的有機融合。新時期小說中，賈平凹等作家對古典小說語言進行借鑒，方法不無意義，但卻沒有與現實生活作很好的融合，反而是有所隔離，顯得過于拘泥和做作，我以為是失敗的。此外，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李銳的《銀城故事》等作品，盡管對古典文學的認識和學習是有意義的，也有獨到的收獲，但也存在著為形式而忽視生活的缺陷。沒有現實生活的真實血肉，吸納了再多的古典文學因素，也只能是顯得僵硬而不自然，其等而下者，則會流露出模仿和編造的痕跡。

三、深化與超越傳統(tǒng)，尋找到真正獨特的民族文學精神；

傳統(tǒng)不僅僅是被繼承的，它更需要深化和超越。只有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鮮明個性，體現了真正獨特的民族文學精神，才能在整個人類文學世界中顯示出自己的顯著特點。這種個性既體現在題材、關注角度、藝術方法等外在方面，更是內在精神、審美特征的體現，是對生命的理解方式和獨特美學精神多方面的合一。只有形成了獨特民族個性傳統(tǒng)，才會抵達民族文化的深處，才能顯示自己無可替代的特征。這里有必要辨析一下傳統(tǒng)個性和世界性之間的關系。有人認為在現代社會人類有共同的關注和命運，世界性才是人類文學發(fā)展的方向。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我以為，文學當然要有對人類的、世界的關注，但是，任何的關注角度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實在的，也就是要通過具體的生活和具體的美學視閾表現出來。這種具體就是民族的（這里民族的含義與通行的民族概念要更擴大些，大抵是文化的含義）。只有民族的個性，才能體現文化的豐富，也才能真正抵達人類精神困境的深處。

從人類歷史看，每一個成功的民族文學都有其獨特個性。如德國文學的哲學性；俄國文學的神性；美國文學的世俗性等。如何對傳統(tǒng)進行深化和超越，自然不是這里可以簡單闡釋清楚的，但在保持傳統(tǒng)精神的基礎上，與現代、與生活相融合，應該是其重要的前提。在這方面，日本現代文學是做得比較出色的。它很好地吸取了傳統(tǒng)文學的精髓，又有豐富多彩的個人風格和生活題材表現，是傳統(tǒng)與現實的融會，也凸顯了日本文學的獨特審美傳統(tǒng)。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作家雖然個性不一，但他們共同體現了日本民族很多獨特的精神，其審美中更可以看到《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日本傳統(tǒng)文學的影子。

關于中國文學的傳統(tǒng)繼承和超越，我以為有兩個特征應該予以充分的考慮。一是精神上的現實關注，二是美學上的詩性特征。中國文化以關注現實、缺乏超越性為特點，這當然有不足，有需要突破和創(chuàng)新的一面，但它并不完全是缺點而是其個性所在，對人類現實生存的關注并非不能抵達文學的深邃處（《紅樓夢》就是顯著的例子）。與其勉強放棄自己追隨別人，不如自然地堅持自己的傳統(tǒng)，在繼承中有所發(fā)展。藝術方面，詩歌是中國傳統(tǒng)文學最成功、最成熟的文學體裁，并不是偶然的，這一體裁最深刻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尤其是文學特征，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理想精神，幾千年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融入了獨特的生活和審美風格，凝集了獨特的民族記憶和民族個性。今天，詩歌已經不是中國文學最典型的形式，但是，在小說等體裁中應該承繼詩性的傳統(tǒng)，作為自己個性的特征。當然，無論是現實精神還是詩性傳統(tǒng)，都不是要求作家們作硬性的、簡單的追隨與對應，真正優(yōu)秀的傳統(tǒng)繼承應該是如鹽入水，自然而成，是深入其精神而非簡單的外在形貌。

當然，新文學要實現古典文學藝術的現代繼承，存在著很大的難度。我以為，有兩個方面需要急切加強：一是作家深厚的古典文學素養(yǎng)。只有在擁有深厚古典文學功底和藝術感悟力的基礎上，才能深切體會其特點和個性，將它們轉化到現代創(chuàng)作中。在作家的傳統(tǒng)素養(yǎng)中，除了藝術層面，還應該特別提到哲學層面。中國哲學思想具有與西方哲學思想雙峰并峙的獨特價值，也深入地貫穿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中。如果能夠深入吸取中國傳統(tǒng)哲學思想精華，對于新文學與古典文學的深層次聯系，會有很好的促進作用；二是需要加強對古典文學理論的開掘和利用。古典文論的現代轉換問題一直有學者在呼吁，但成就不大，我以為，應該加強創(chuàng)作和理論的聯合。創(chuàng)作的借鑒是理論成功的前提，否則，理論很容易在自說自話中萎縮。反過來，如果能夠對古典文學藝術作出準確的概括，對于今天作家的創(chuàng)作產生啟示作用，就能夠在創(chuàng)作中復活某些古典文學藝術傳統(tǒng)。創(chuàng)作的再生才是真正的復活，否則，研究再多，也無現實意義，也依然是沉寂，不會擁有真正的生命。

為什么說新時期文學是第二個五四文學

新時期文學是文革后文學家們積極創(chuàng)作的時期。

兩者共同點：強調自由與民主，掙脫政治牢籠的束縛

都對社會進步、人性思想解放起到了促進作用

所以將新時期文學稱為第二個五四文學運動也就不足為奇了，新時期文學可以說是五四文學的延續(xù)與發(fā)展。

為什么說新時期文學是對五四文學的回歸

“五四”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乃至現代思想文化的起點，以其重要性與復雜性曾經被無數次描述與闡釋。但由于種種緣故，有些描述與闡釋卻同歷史真相之間存在不小距離，且影響較大，有待澄清，五四時期的傳統(tǒng)文學觀即是其中一個重要問題。自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學術界對“反傳統(tǒng)”的過分強調，掩蓋了五四時期傳統(tǒng)文學觀的復雜性。新時期以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得以逐步恢復，給這一問題的重新審視帶來了契機。有的學者看到了五四“反傳統(tǒng)”的態(tài)度與繼承傳統(tǒng)的實踐之間的矛盾性參見楊義《“五四”文學革命者群體的文化氣質》，《在東西古今的碰撞中——對“五四”新文學的文化反思》，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頁。；有的學者注意到發(fā)難者與創(chuàng)作者之間的差異性參見劉納《“五四”新文學創(chuàng)作者對于發(fā)難者的偏離與超越——兼與辛亥革命時期進步文學比較》，《在東西古今的碰撞中——對“五四”新文學的文化反思》，第117—141頁。；有的學者指出，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全盤否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判斷與歷史事實不相吻合參見孫玉石《反傳統(tǒng)與先驅者的文化選擇意識》，《在東西古今的碰撞中——對“五四”新文學的文化反思》，第144頁；李怡《論“學衡派”與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6期。；有的學者用“價值重估”來概括五四傳統(tǒng)文學觀參見王瑤《“五四”時期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價值重估》，收《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341頁。。然而，這種幾乎進入了文學史常識層面的“反傳統(tǒng)”指認還有相當大的慣性，無論是正面闡揚五四精神，還是清算“五四全盤反傳統(tǒng)主義”參見秦川《“五四”全盤反傳統(tǒng)主義與郭沫若的文化觀》，《在東西古今的碰撞中——對“五四”新文學的文化反思》，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163頁。，都少不了以此作為前提。直到世紀之交，在有的學者探究五四文學與傳統(tǒng)的內在聯系的著述中，仍能見出“反傳統(tǒng)”指認的延續(xù)性參見高旭東《五四文學與中國文學傳統(tǒng)》，山東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頁。?！拔逅摹钡拇_具有鮮明的反傳統(tǒng)色彩，但問題在于：“五四”作為一個多元復合的歷史時期，旭日初生，瞬息萬變，新舊雜陳，犬牙交錯，其傳統(tǒng)文學觀用“反傳統(tǒng)”怎么能夠予以準確的概括?本文擬從新文學陣營的內部差異和前后變化及其與整理國故的關系、多種派別對“五四”歷史的共同參與等方面，力求對歷史原生態(tài)的復雜性予以深入的復原與細致的辨析，并對“反傳統(tǒng)”的本質觀的形成及因襲的原因進行探尋。

新時期女性文學的崛起與五四時期有哪些區(qū)別

五四時期運動的核心是反封建，是在啟蒙階段，新時期女性文學是對五四時期女性文學的繼承和發(fā)展。核心是男女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