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主要文學體裁是什么?主要代表人物及代表作有哪些?漢代有何重大科技成就?

漢代主要的文學載體是賦。代表人物是賈誼。代表作《吊屈原賦》、《鵩鳥賦》 漢代的科技成就1.史學上,中國第一本紀傳體通史《史記》、第一本紀傳體斷代史《漢書》

2.漢代是中國最早發(fā)明瓷器燒造的時代.

3.漢賦樂府,漢政府設立樂府,搜集民間詩歌——即為樂府詩.

4.科學技術,創(chuàng)造了造紙術,研制了天文學儀器,醫(yī)學得到蓬勃發(fā)展（醫(yī)圣張仲景完成《傷寒雜病論》、華佗則創(chuàng)立了世界上最早采用的全身麻醉術、出現(xiàn)《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這部偉大的藥物學巨著）,數(shù)學奇花輩出（如西漢《周髀算經(jīng)》及東漢初年的《九章算術》則是數(shù)學領域的杰作,形成了一個以籌算為中心、與古希臘數(shù)學完全不同的中華古代數(shù)學體系）.

5.手工業(yè),冶煉技術有長足發(fā)展（鑄錢技術成熟）、彩繪與漆器工藝獨特（如馬王堆所出土的帛書彩繪）、各種生活用品齊全（如出現(xiàn)有魔鏡之稱的銅鏡

漢代的文學體裁是什么

賦

西漢文學

漢王朝建立初期，統(tǒng)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滅的教訓，在政治上恢復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基礎，在經(jīng)濟上采取了一系列減輕農(nóng)民負擔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復和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而黃老的“無為而治”學說成為當時的統(tǒng)治思想。

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時廢除了秦的挾書律，“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漢書·藝文志》），加之戰(zhàn)國以來百家之學的影響，各地侯王也仿效戰(zhàn)國諸公子的辦法,招致各種人才于自己的門下,這使?jié)h初的哲學和社會思想都比較活躍自由，促進了學術文化的發(fā)展。

漢初文學成就，主要表現(xiàn)在散文和辭賦的發(fā)展上。漢初文士有戰(zhàn)國游士的余風，喜歡奔走于諸侯、權貴之門，比較關心國家和社會的問題，并勇于發(fā)表自己的看法，這就促進了政論文的發(fā)展。漢初政論文作者以賈誼、晁錯為最著名。他們注意總結秦王朝由弱轉強、政權得而復失的經(jīng)驗教訓，對如何鞏固漢王朝的統(tǒng)治，完善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表達了自己的政治見解。這些政論文議論宏闊，說理暢達，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對唐宋以后散文創(chuàng)作有明顯的影響。漢初的辭賦屬于戰(zhàn)國楚辭的余緒,但漢初辭賦作者缺乏屈原那樣的強烈感情,多為模擬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現(xiàn)存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其氣象、格調(diào)逼近屈宋，為其中的佼佼者。賈誼在貶謫長沙時寫有《吊屈原賦》和《□鳥賦》，其中滲透了個人的身世感嘆，抒發(fā)了自己的政治抱負,特別是后者,在體制和寫法上，顯示了由楚辭到漢賦過渡的痕跡。枚乘是文景時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書吳王、諫阻其謀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發(fā)》雖然不是以賦名篇，但其寫法和格局都可以說是漢代新體賦——漢大賦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漢賦發(fā)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漢武帝時代，西漢封建王朝進入了全盛時期。經(jīng)過漢初以來六、七十年的休養(yǎng)生息，經(jīng)濟得到一定的恢復和發(fā)展，漢武帝雄才大略，內(nèi)外經(jīng)營，進一步加強了漢王朝的封建集權制。與此相適應，在思想文化方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學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戰(zhàn)國以來的陰陽五行和黃老、刑名等思想。它不僅解釋了漢王朝奪取政權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鞏固統(tǒng)治的方法。從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正統(tǒng)思想。這一方面對封建統(tǒng)一帝國的形成和封建集權制的鞏固起著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又結束了戰(zhàn)國以來百家爭鳴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對當時和以后的學術和文化的發(fā)展有重大的影響。

漢武帝時期至西漢末，文學上的成就，主要表現(xiàn)為樂府機關的設立、擴展，辭賦創(chuàng)作的繁榮和司馬遷《史記》的出現(xiàn)。

漢高祖時,叔孫通制定朝儀,使?jié)h高祖體會到了“為皇帝之貴”，也使他認識到制禮作樂對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漢初設立的樂府，其主要職能就是為了管理郊廟、朝會的樂章。但由于“大漢初定,目不暇給”,還無力進行大規(guī)模的“定制度，興禮樂”（《漢書·禮樂志》）的工作。漢武帝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yè)”（班固《兩都賦序》）“以興太平”(《漢書·禮樂志》)為目的,把樂府規(guī)模和職能加以擴大,大規(guī)模搜集各地的民間歌謠，以豐富朝廷樂章。所謂“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nèi)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xié)律之事”(班固《兩都賦序》)，“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xié)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shù)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diào)，作十九章之歌”（《漢書·禮樂志》），反映了當時制禮作樂的實際情況。樂府機關的設立和擴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記錄、集中和提高的條件，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它對中國古代詩歌的發(fā)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西漢樂府所演奏的樂章,除漢高祖唐山夫人以“楚聲”為基礎創(chuàng)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時《郊祀歌》外，據(jù)《漢書·藝文志》所載還有遍及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F(xiàn)除《鐃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沒有流傳下來?！剁t歌》是武帝時吸收北方民族音樂所制的軍樂，它的歌辭由于文字衍誤過多，大都難于讀通，其中少數(shù)言情和反映戰(zhàn)場慘象的篇章，明白可誦，有一定現(xiàn)實意義。

辭賦創(chuàng)作也因為“潤色鴻業(yè)”的需要，在漢武帝時得到極大的發(fā)展,進入了漢賦創(chuàng)作最興盛的時代。據(jù)《漢書·藝文志》著錄西漢的賦，不算雜賦在內(nèi),有900余篇，而武帝時的賦就有 400余篇。司馬相如是漢賦創(chuàng)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虛》、《上林》賦，以宏大的結構、絢爛的文采和夸張鋪陳的手法，描寫了漢天子上林苑的壯麗和天子田獵的盛大，迎合了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視，表現(xiàn)出漢賦作為宮廷文學的特質(zhì)。漢武帝周圍，除司馬相如外，還有東方朔、枚皋等所謂“言語侍從之臣”,他們“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如倪寬、董仲舒等也“時時間作”，從而造成了漢賦創(chuàng)作盛極一時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辭賦,在他周圍也有一批辭賦作家,如王褒、張子僑、劉向、華龍等，他們的作品除一些描寫帝王田獵、宮苑的大賦外，還有一部分是所謂“辯麗可喜”、“虞說（娛悅）耳目”的詠物小賦。但這一時期的作品大都不存。

揚雄是西漢末年著名辭賦家。他寫的《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處處有模擬司馬相如賦作的痕跡，缺乏創(chuàng)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學博，有的賦還寫得比較流暢，有氣魄。揚雄晚年認識到漢賦無補于諷諫的根本弱點，輟不復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強調(diào)文學的社會作用，強調(diào)文學內(nèi)容與形式統(tǒng)一，這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漢賦是西漢經(jīng)濟、政治、文化高度發(fā)展的產(chǎn)物。但就其思想和藝術的成就來說，并不足以表現(xiàn)西漢各方面的發(fā)展，真正代表這個時代文化發(fā)展最高成就的是司馬遷的《史記》。

漢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書·藝文志》），這就為《史記》的寫作準備了物質(zhì)條件。司馬遷獨立完成了“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的《史記》,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發(fā)展,樹立了一塊豐碑。《史記》以人物傳記為中心，不僅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史學，也開創(chuàng)了歷史傳記文學，魯迅所說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正確地評價了司馬遷在歷史學和文學發(fā)展上的貢獻。

司馬遷的《史記》在漢宣帝以后就在社會上傳播，由于它記事止于漢武太初年間，就有不少文人綴集時事來續(xù)補它,但大都文辭鄙俗,不能和《史記》相比。西漢后期散文成就表現(xiàn)在政論文方面，桓寬的《鹽鐵論》和劉向的奏疏、校書的“敘錄”,繼承漢初政論文傳統(tǒng),內(nèi)容充實，說理明暢，表現(xiàn)了作者匡救時弊的熱情。

東漢文學

初始元年（公元8）,漢室外戚王莽代漢稱帝，天鳳四年（公元17），爆發(fā)了赤眉、綠林農(nóng)民大起義。建武元年(公元25),漢光武帝劉秀定都洛陽,史稱東漢。在政權性質(zhì)上，東漢王朝是西漢王朝的繼續(xù)。東漢初年，劉秀采取了一些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以及農(nóng)業(yè)技術的進步，使生產(chǎn)有所發(fā)展，劉秀為了使自己的統(tǒng)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漢末年開始興起的讖緯之學，它與今古文經(jīng)學合流而泛濫于一時，成為思想文化領域的統(tǒng)治思想。在這樣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響下，東漢文學也出現(xiàn)了新的變化和發(fā)展。

班固的《漢書》是東漢史傳文學的代表。它沿襲《史記》體例而小有變動，記敘西漢的歷史，開創(chuàng)了中國斷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傳記,詳贍嚴密。舊時史漢、班馬并稱，說明《漢書》同《史記》一樣對后世的史學和文學都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東漢政論文如王符《潛夫論》、崔□《政論》、仲長統(tǒng)《昌言》等，繼承西漢傳統(tǒng)，反映了東漢中葉以后的各種社會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爭。王充是東漢反對讖緯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論衡》是一部“疾虛妄”之書，對當時統(tǒng)治者所宣揚的神學迷信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擊。他還從這一精神出發(fā)，批判了當時“華而不實，偽而不真”的文風，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學主張。

東漢辭賦仍在司馬相如的影響之下，模擬因襲的風氣盛行，但以班固《兩都賦》為開始的京都大賦，由宮苑而都城,在題材開拓上是一個進步。東漢中葉以后,政治極端黑暗，賦風開始轉變，張衡的《歸田賦》以清麗的語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現(xiàn)了作者歸隱田園的恬靜心緒，是這一轉變的標志?；胳`以后，一些憤世疾俗的士人如趙壹等，也寫有揭露現(xiàn)實、抨擊社會黑暗的短賦。這類抒情小賦數(shù)量雖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襲已久的賦頌傳統(tǒng)，是魏晉六朝抒情賦的先導。

現(xiàn)存漢樂府民歌大都是東漢的作品。這些民歌形式多樣，反映了東漢人民的苦難處境和思想感情，是東漢文學的重大收獲。東漢文學的另一重大收獲，是在樂府民歌和民謠影響下,文人五言詩的形成,無名氏《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東漢文人五言詩是東漢后期中下層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們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養(yǎng)，在創(chuàng)作中既保持了樂府民歌的樸素自然、平易流暢的特色，又能借鑒《詩經(jīng)》、《楚辭》的藝術手法，在樸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暢中見清麗，“深衷淺貌，短語長情”，極大地提高了詩歌的表現(xiàn)力和抒情性，這對以后魏晉五言詩的發(fā)展和近體詩的產(chǎn)生都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

漢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清朝的文學體裁是什么

漢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清朝的文學體裁分別是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

漢賦是在漢朝涌現(xiàn)出的一種有韻的散文，它的特點是散韻結合，專事鋪敘。從賦的形式上看，在于“鋪采摛文”；從賦的內(nèi)容上說，側重“體物寫志”。漢賦的內(nèi)容可分為5類：一是渲染宮殿城市；二是描寫帝王游獵；三是敘述旅行經(jīng)歷；四是抒發(fā)不遇之情；五是雜談禽獸草木。而以前二者為漢賦之代表。賦是漢代最流行的文體。在兩漢400年間，一般文人多致力于這種文體的寫作，因而盛極一時，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漢代文學的代表。

唐詩泛指創(chuàng)作于唐朝的詩。唐詩是中華民族最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之一，是中華文化寶庫中的一顆明珠，同時也對世界上許多民族和國家的文化發(fā)展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對于后人研究唐代的政治、民情、風俗、文化等都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和價值。

宋代盛行的一種中國文學體裁，宋詞是一種相對于古體詩的新體詩歌之一，標志宋代文學的最高成就。宋詞句子有長有短，便于歌唱。因是合樂的歌詞，故又稱曲子詞、樂府、樂章、長短句、詩余、琴趣等。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極盛于宋代。據(jù)《舊唐書》上記載：“自開元（唐玄宗年號）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彼卧~是中國古代文學皇冠上光輝奪目的明珠，在古代中國文學的閬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絢麗的園圃。她以姹紫嫣紅、千姿百態(tài)的神韻，與唐詩爭奇，與元曲斗艷，歷來與唐詩并稱雙絕，都代表一代文學之盛。后有同名書籍《宋詞》。

元曲又稱夾心,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種文藝形式，包括雜劇和散曲，有時專指雜劇。

雜劇，宋代以滑稽搞笑為特點的一種表演形式，元代發(fā)展成戲曲形式。每本以四折為主，在開頭或折間另加楔子，每折用同宮調(diào)同韻的北曲套曲和賓白組成。如關漢卿的《竇娥冤》等。流行于大都（今北京）一帶。明清兩代也有雜劇，但每本不限四折。

散曲，盛行于元、明、清三代的沒有賓白的曲子形式。內(nèi)容以抒情為主，有小令和散套兩種。

明清是中國小說史上的繁榮時期。這個時代的小說從思想內(nèi)涵和題材表現(xiàn)上來說，最大限度地包容了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而且經(jīng)過世俗化的圖解后，傳統(tǒng)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動人的故事而走進了千家萬戶。

漢代盛行的文學體裁是什么?

漢賦

漢賦是在漢代涌現(xiàn)出的一種有韻的散文，它的特點是散韻結合，專事鋪敘。從賦的形式上看，在于“鋪采摛文”；從賦的內(nèi)容上說，側重“體物寫志”。漢賦的內(nèi)容可分為5類：一是渲染宮殿城市；二是描寫帝王游獵；三是敘述旅行經(jīng)歷；四是抒發(fā)不遇之情；五是雜談禽獸草木。而以前二者為漢賦之代表。賦是漢代最流行的文體。在兩漢400年間,一般文人多致力于這種文體的寫作，因而盛極一時，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漢代文學的代表。

漢代產(chǎn)生的 一種文學體裁

漢賦是在漢代涌現(xiàn)出的一種有韻的散文，它的特點是散韻結合，專事鋪敘。從賦的形式上看，在于“鋪采擒丈”；從賦的內(nèi)容上說，側重“體物寫志”。漢賦的內(nèi)容可分為5類：一是渲染宮殿城市；二是描寫帝王游獵；三是敘述旅行經(jīng)歷；四是抒發(fā)不遇之情；五是雜談禽獸草木。而以前二者為漢賦之代表。

漢賦在結構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稱作“亂”或“訊”的結尾。漢賦寫法上大多以豐辭縟藻、窮極聲貌來大肆鋪陳，為漢帝國的強大或統(tǒng)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贊歌，只在結尾處略帶幾筆，微露諷諫之意。

漢賦分為大賦和小賦。大賦又叫散體大賦，規(guī)模巨大，結構恢宏，氣勢磅礴，語匯華麗，往往是成千上萬言的長篇巨制。西漢時的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東漢時的班固、張衡等，都是大賦的行家、小賦揚棄了大賦篇幅冗長、辭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漢賦基本文采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篇幅較小、文采清麗、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趙壹、蔡邕、禰衡等都是小賦的高手。

漢賦形成于漢初。賈誼首開漢賦先風，其代表作為《吊屈原賦》和《鵩鳥賦》。真正創(chuàng)立漢賦體制的是漢初辭賦大家枚乘?！镀甙l(fā)》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

在漢武、宣、元、成帝時代，漢賦達到全盛期。這一時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漢賦史上占有“賦圣”地位的司馬相如。司馬相如作賦29篇，現(xiàn)僅存《子虛》、《上林》、《大人》、《長門》、《美人》、《哀二世》6賦。其中，他的《天子游獵賦》包括《子虛賦》和《上林賦》兩篇，代表了漢大賦的最高成就。司馬相如在兩賦中基本規(guī)定了漢大賦的模式：先是連篇累牘地堆砌辭藻，極盡夸張美飾之能事，最后以淫樂足以亡國，仁義必然興邦的諷諫作為結尾，鑄成“勸百諷一”的體制。

自西漢末期至東漢中期，漢賦基本定型，后輩漢賦作者無法超越前人，故模擬之風大盛，漢賦進入模擬期。這時的漢賦作者以揚雄、班固為最著名。

從東漢中期至末年，漢賦進入轉變期，即朝著接近現(xiàn)實的方向轉化。張衡的《歸田賦》，抨擊社會政治，表現(xiàn)不滿傾向，初步奠定小賦基礎。蔡邕的《述行賦》使之成為漢賦第二大家。他的賦作內(nèi)容深刻，用詞得當，鞭笞了社會的丑惡，對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關懷。

漢賦至魏晉定型于小賦，至南北朝演化成駢賦，至唐宋轉變?yōu)槁少x與文賦。

漢代的賦。賦是一種介于詩歌和散文之間的文學體裁，講究文采、韻節(jié)，通過“鋪采■文”以“體物寫志”。最早以賦名篇的是戰(zhàn)國時趙人荀況，但漢人常把賦和辭連用，稱為辭賦。這是由于漢賦多模仿楚國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漢人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收為一集，名曰《楚辭》。辭賦連用，表示漢賦和《楚辭》之間的繼承關系。由于漢代上層統(tǒng)治集團的提倡，賦的創(chuàng)作盛極一時。據(jù)班固《兩都賦序》記載，在成帝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余篇”，加上西漢末和東漢的作品，數(shù)量當更為可觀。

初期的漢賦如賈誼的《吊屈原賦》、淮南小山的《招隱士》等，其形式同《楚辭》沒有什么區(qū)別。景帝時枚乘作《七發(fā)》，開創(chuàng)了一種進一步散體化、以鋪張為能事的新賦體。經(jīng)過司馬相如等著名賦家的發(fā)揚光大，新體賦在武帝以后繁榮起來，成為漢賦的主流。新體的漢賦一般又可分為大賦和小賦兩類。從內(nèi)容上看，大賦多是鋪敘夸耀都城、宮殿、苑囿之盛和帝王大規(guī)模行獵的場景，旨在歌功頌德，粉飾太平，迎合統(tǒng)治者好大喜功、追求享樂的心理，而在篇末寓諷諫之意。主要作品有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揚雄的《長楊賦》、《羽獵賦》，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東京賦》、《西京賦》等。這些大賦寫得富麗堂皇，很有氣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統(tǒng)一的漢帝國的聲威和上升時期封建統(tǒng)治階級既窮奢極欲又發(fā)揚蹈厲的風貌。但大賦為達到形式上的華美恢宏，往往夸張浮飾又大量堆砌詞藻，喜用冷字僻詞以炫博爭奇，兼之后期的大賦多摹擬而少創(chuàng)新，行文板滯，這些都影響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小賦篇幅較短，或抒情述志，或借物寓言，內(nèi)容比較廣泛，風格比較清新，主要流行于東漢。著名作品有張衡的《歸田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禰衡的《鸚鵡賦》等。

漢賦在流傳過程中多有散佚，現(xiàn)存作品包括某些殘篇在內(nèi)，共約二百多篇，分別收錄在《史記》、《漢書》、《后漢書》、《文選》等書中。

賦是漢代最流行的文體。在兩漢400年間,一般文人多致力于這種文體的寫作，因而盛極一時，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漢代文學的代表。

賦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 賦作為一種文體，早在戰(zhàn)國時代后期便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最早寫作賦體作品并以賦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據(jù)《漢書?藝文志》載，荀子有賦10篇（現(xiàn)存《禮》、《知》、《云》、《蠶》、《箴》5篇）,是用通俗“隱語”鋪寫五種事物。舊傳楚國宋玉也有賦體作品，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等，辭藻華美，且有諷諫用意，較之荀賦,似與漢賦更為接近,但或疑為后人偽托，尚無定論。從現(xiàn)存荀賦來看，這時賦體還屬萌芽狀態(tài)。賦體的進一步發(fā)展，當受到戰(zhàn)國后期縱橫家的散文和新興文體楚辭的巨大影響。賦體的主要特點，是鋪陳寫物，“不歌而誦”，接近于散文，但在發(fā)展中它吸收了楚辭的某些特點——華麗的辭藻，夸張的手法，因而豐富了自己的體制。正由于賦體的發(fā)展與楚辭有著密切關系，所以漢代往往把辭賦連稱，西漢初年的所謂“騷體賦”，確實與楚辭相當接近，頗難加以明顯的區(qū)分。

漢賦的形成和發(fā)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漢初的賦家，繼承楚辭的余緒,這時流行的主要是所謂“騷體賦”,其后則逐漸演變?yōu)橛歇毩⑻卣鞯乃^散體大賦，這是漢賦的主體，也是漢賦最興盛的階段；東漢中葉以后，散體大賦逐漸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賦開始興起。漢賦的這種發(fā)展變化過程，與漢代社會狀況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第一時期 自漢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當時所謂“大漢初定，日不暇給”,封建統(tǒng)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錮不嚴，儒家思想尚未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當時諸王納士，著書立說，文化思想還比較活躍。這一時期的辭賦，主要仍是繼承《楚辭》的傳統(tǒng)，內(nèi)容多是抒發(fā)作者的政治見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轉變。這時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賈誼，此外還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賈誼的《吊屈原賦》是借悼念屈原抒發(fā)憤慨，雖吊逝者，實為自喻。此篇的形式與風格,是騷體的繼承,但由于作品傾訴的是作者的真情實感，因而和后來那種純?nèi)怀鲇谀M《楚辭》而為文造情的作品明顯不同。賈誼的《鵩鳥賦》是一篇寓志遣懷之作，假設與鵩鳥對話而敷衍出一篇文字。這篇賦一方面使用了主客問答體，同時也比較多地傾向于使用鋪陳的手法，散文的氣味濃厚預示了新的賦體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寫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喚隱居山林的隱士早日歸來。賦中描寫山中景物，使用鋪敘和夸張的手法，充滿豐富的想象，是漢初騷體賦的優(yōu)異之作。

賈誼和淮南小山的賦作都還距騷體不遠，僅在某些方面開始有所轉變，而標志著漢賦正式形成的第一個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發(fā)》。

枚乘主要生活于漢文帝、景帝時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發(fā)》寫楚太子有病，吳客前去問候，通過主客的問答，批判了統(tǒng)治階級腐化享樂生活，說明貴族子弟的這種痼疾，根源于統(tǒng)治階級的腐朽思想，一切藥石針灸都無能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從思想上治療。賦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鋪陳了音樂的美妙,飲食的甘美,車馬的名貴,漫游的歡樂,田獵的盛況和江濤的壯觀?！镀甙l(fā)》雖未以賦名篇，卻已形成了漢大賦的體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雜有楚辭式的詩句，且用設問的形式構成章句，結構宏闊，辭藻富麗，劉勰稱：“枚乘摛艷，首制《七發(fā)》,腴辭云構,夸麗風駭。”（《文心雕龍?雜文）從漢初的所謂騷體賦到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漢大賦，《七發(fā)》是一篇承前啟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時期 西漢武帝初年至東漢中葉,共約200多年時間,從武帝至宣帝的90年間,是漢賦發(fā)展的鼎盛期。據(jù)《漢書?藝文志》著錄漢賦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從流傳下來的作品看，內(nèi)容大部分是描寫漢帝國威震四邦的國勢，新興都邑的繁榮，水陸產(chǎn)品的豐饒，宮室苑囿的富麗以及皇室貴族田獵、歌舞時的壯麗場面等等。

自漢武帝劉徹到宣帝劉詢的時代，即所謂西漢中葉，這是漢帝國經(jīng)濟大發(fā)展和國勢最強盛的時期。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為了進一步保衛(wèi)國家和鞏固政權,他又北向出擊匈奴,弭除了歷年的邊患；用兵南方，結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紛爭的局面。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無疑是一個值得頌揚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藝，招納了許多文學侍從之臣在自己身邊，提倡辭賦，誘以利祿，因而大量歌功頌德的作品，就在所謂“興廢繼絕，潤色鴻業(yè)”的借口下產(chǎn)生了。班固在《兩都賦序》中說：“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nèi)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xié)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yè)。……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蛞允阆虑槎ㄖS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余篇?！?

這一時期的賦作基本上同《詩經(jīng)》的雅頌一樣，是一種宮廷文學，是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潤色鴻業(yè)”服務的。有一些作家，作為皇帝的侍從，對皇帝歌功頌德，但他們又對自己類似俳優(yōu)的地位時時感到不滿，因而也寫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諷諭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對當時漢帝國空前繁榮強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悅，但對皇室大量揮霍資財和迷于奢侈享樂的生活，無論從歷史教訓出發(fā),還是從當時的民生出發(fā),也曾感到擔憂。這就構成了當時一些鴻篇巨制的大賦在思想內(nèi)容方面的普遍特點，它們往往既歌頌夸耀于前,又諷諭勸戒于后,而這兩者統(tǒng)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這些漢代大賦思想內(nèi)容的復雜性。

司馬相如是漢代大賦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段倪x》所載《子虛》、《上林》兩賦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據(jù)《史記》、《漢書》本傳，考定二賦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獵賦》。這兩篇以游獵為題材，對諸侯、天子的游獵盛況和宮苑的豪華壯麗，作了極其夸張的描寫，而后歸結到歌頌大一統(tǒng)漢帝國的權勢和漢天子的尊嚴。在賦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讓漢天子享樂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達了作者懲奢勸儉的用意。司馬相如的這兩篇賦在漢賦發(fā)展史上有極重要的地位，它以華麗的詞藻，夸飾的手法，韻散結合的語言和設為問答的形式,大肆鋪陳宮苑的壯麗和帝王生活的豪華,充分表現(xiàn)出漢大賦的典型特點，從而確定了一種鋪張揚厲的大賦體制和所謂“勸百諷一”的傳統(tǒng)。后來一些描寫京都宮苑、田獵、巡游的大賦都規(guī)撫它，但在規(guī)模氣勢上又始終難以超越它。所以揚雄說：“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漢武帝、宣帝年間著名的賦作家還有東方朔、枚皋、王褒等人?！稘h書?藝文志》著錄他們的賦作頗多，但傳世頗少。如枚皋，據(jù)記載有賦 120篇，現(xiàn)已一篇無存。東方朔流傳下來的《七諫》，是一篇因襲楚辭的騷體賦，并無新意。但他的《答客難》、《非有先生論》，雖未以賦名，卻是兩篇散體賦，對以后述志賦的發(fā)展有一定影響。王褒是宣帝時重要賦家，今存《洞簫賦》和騷體賦《九懷》?！抖春嵸x》是現(xiàn)存描寫音樂賦作較早的一篇，對后世的詠物賦和描寫音樂題材的作品有過影響。

西漢末年至東漢中葉 100多年間，《子虛》、《上林》兩賦成為這一時期眾多作家創(chuàng)作的共同模式，他們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圍,完全失去了新鮮的創(chuàng)造力,只有揚雄和班固,由于他們有多方面的文化修養(yǎng)和才能,他們賦作尚有自己的特點，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

揚雄是西漢末年最著名的賦家。《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賦在思想、題材和寫法上，都與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相似，不過賦中的諷諫成分明顯增加，而在藝術水平上有了進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寫和鋪陳相當精彩，在模擬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揚、馬”并稱，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體賦,寫他不愿趨附權貴，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縱橫論辯，善為排比,可以看出有東方朔《答客難》的影響。但在思想和藝術上仍有自己的特點，對后世述志賦頗有影響?！吨鹭氋x》和《酒賦》,或表達自己甘于貧困,鄙視“貧富茍得”的志趣，或對皇帝、貴族有所諷諫，思想和寫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東漢前期的著名賦家。他的代表作《兩都賦》，由于蕭統(tǒng)編纂《文選》列于卷首，而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秲啥假x》在體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馬相如的，是西漢大賦的繼續(xù)，但他把描寫對象，由貴族帝王的宮苑、游獵擴展為整個帝都的形勢、布局和氣象，并較多地運用了長安、洛陽的實際史地材料，因而較之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賦作，有更為實在的現(xiàn)實內(nèi)容。張衡以至左思的所謂“京都大賦”的出現(xiàn)，都明顯地受到《兩都賦》的影響。

第三時期 東漢中葉至東漢末年，這一時期漢賦的思想內(nèi)容、體制和風格都開始有所轉變，歌頌國勢聲威、美化皇帝功業(yè),專以鋪采摛文為能事的大賦逐漸減少,而反映社會黑暗現(xiàn)實，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開始興起。東漢中葉以后，宦官外戚爭權，政治日趨腐敗，加以帝王貴族奢侈成風，橫征暴斂，社會動亂頻仍，民生凋敝。文人們失去了奮發(fā)揚厲的精神,失望、悲憤,乃至憂國憂民的情緒成為他們思想的基調(diào)，這就促使賦的題材有所擴大，賦的風格有所轉變。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始于張衡。

張衡具有代表性的賦作是《二京賦》和《歸田賦》?！抖┵x》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創(chuàng)作的，基本上是模擬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和班固的《兩都賦》。但他對統(tǒng)治階級荒淫享樂生活的指責比較強烈和真切，他警告統(tǒng)治者天險不可恃而民怨實可畏，要統(tǒng)治者懂得荀子所說的“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這是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對作者的啟發(fā)，表現(xiàn)了當時文人對封建統(tǒng)治的危機感。《二京賦》除了像《兩都賦》一樣，鋪寫了帝都的形勢、宮室、物產(chǎn)以外,還寫了許多當時的民情風俗,容納了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他的《歸田賦》。作者以清新的語言，描寫了自然風光，抒發(fā)了自己的情志,表現(xiàn)了作者在宦官當政,朝政日非的情況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這在漢賦的發(fā)展史上是一個很大的轉機。他把專門供帝王貴族閱讀欣賞的“體物”大賦，轉變?yōu)閭€人言志抒情的小賦，使作品有了作者的個性,風格也由雕琢堆砌趨于平易流暢。在張衡之前,已出現(xiàn)過一些言志述行的賦，如班彪所作《北征賦》，通過記述行旅的見聞，抒發(fā)了自己的身世之感，顯示了賦風轉變的征兆，張衡在前人的基礎上，使?jié)h賦的發(fā)展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繼張衡而起的是趙壹和蔡邕，趙壹的《刺世嫉邪賦》對東漢末年是非顛倒“情偽萬方”的黑暗現(xiàn)象進行了揭露和抨擊，表現(xiàn)了作者疾惡如仇的反抗精神。這篇賦語言犀利，情緒悲憤，揭露頗有深度，與前一階段那種歌功頌德，夸美逞能的大賦，已經(jīng)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賦》是他在桓帝時被當權宦官強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賦中作者不僅揭露和批判了當時宦官專權、政治黑暗、貴族們荒淫無恥的現(xiàn)實，而且還滿懷同情地寫出了當時的民間疾苦，表現(xiàn)了作者的愛憎感情，語言平實，格調(diào)冷峻，頗具感染力。稍后禰衡的《鸚鵡賦》是一篇寓意深刻的詠物賦，作者借寫鸚鵡，抒發(fā)了自己生于末世屢遭迫害的感慨。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舊的賦頌傳統(tǒng)，盡管數(shù)量不多，卻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寫景詠物賦的發(fā)展開拓了道路。

賦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賦是繼《詩經(jīng)》、《楚辭》之后，在中國文壇上興起的一種新的文體。在漢末文人五言詩出現(xiàn)之前，它是兩漢四百年間文人創(chuàng)作的主要文學樣式。封建時代的詞章家非常推崇漢賦，但他們奉為漢賦正宗的卻是枚乘、司馬相如、揚雄及班固、張衡等人的大賦，但也正是這些大賦，在思想和藝術形式上表現(xiàn)了較多的局限性。西晉的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批評說：“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彼^“今之賦”就是指漢代興起的大賦。他認為它們“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摯虞對漢賦的社會作用以及藝術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評，是切中要害的。

漢賦，特別是那些大賦，盡管有著如上所述的缺點，在文學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寫宮苑、田獵、都邑的大賦來說，大都是對國土的廣闊，水陸物產(chǎn)的豐盛，宮苑建筑的華美、都市的繁榮，以及漢帝國的文治武功的描寫和頌揚，這在當時并不是毫無意義的。而賦中對封建統(tǒng)治者的勸諭之詞，也反映了這些賦作者反對帝王過分華奢淫靡的思想，表現(xiàn)了這些作者并非是對帝王貴族們毫無是非原則的奉承者和阿諛者。盡管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現(xiàn)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應抹殺的。

其次,漢大賦雖然炫博耀奇,堆垛詞藻，以至好用生詞僻字，但在豐富文學作品的詞匯、鍛煉語言辭句、描寫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詩文，往往在語言、辭藻和敘事狀物的手法方面，從漢賦得到不少啟發(fā)。

最后，從文學發(fā)展史上看,兩漢辭賦的繁興,對中國文學觀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進作用。中國的韻文從《詩經(jīng)》、《楚辭》開始,中經(jīng)西漢以來辭賦的發(fā)展,到東漢開始初步把文學與一般學術區(qū)分開來。《漢書?藝文志》中除《諸子略》以外,還專設立了《詩賦略》,除了所謂儒術、經(jīng)學以外,又出現(xiàn)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晉則出現(xiàn)了“詩賦欲麗”(曹丕《典論?論文》)，“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陸機《文賦》）等對文學基本特征的探討和認識，文學觀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漢代文學有哪幾種體裁？

賦，駢文，原，論，奏議等，其中最興盛的是“賦”。

賦：

我國古代的一種文體，它講求文采、韻律，兼具詩歌和散文的性質(zhì)。其特點是“鋪采文，體物寫志”，側重于寫景，借景抒情。最早出現(xiàn)于諸子散文中，叫“短賦”；以屈原為代表的“騷體”是詩向賦的過渡，叫“騷賦”；漢代正式確立了賦的體例，稱為“辭賦”；魏晉以后，日益向駢文方向發(fā)展，叫做“駢賦”；唐代又由駢體轉入律體叫“律賦”；宋代以散文形式寫賦，稱為“文賦”。著名的賦有：杜牧的《阿房宮賦》、歐陽修的《秋聲賦》、蘇軾的《前赤壁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