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史傳文學詩,兩漢時期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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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文學在哪幾個方面取得了較高成就?
兩漢時期文化科學異?;钴S,對外交流意義重大。漢朝進一步奠定了漢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漢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為當時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東亞地區(qū)的社會主流文化。
到現(xiàn)今,“漢人”仍為多數(shù)中國人的自稱,而華夏族逐漸被稱為“漢族”,華夏文字亦被定名為“漢字”,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儒學成為中國幾千年的統(tǒng)治思想,并且最早開始在京師長安設(shè)太學,并且開始儒學中的經(jīng)學,東漢光武帝時期太學生一度多達三萬。
漢明帝時期,佛教東渡首次來到中國,在洛陽營建的第一座佛教寺廟洛陽白馬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教經(jīng)典是在白馬寺譯出的四十二章經(jīng),張道陵創(chuàng)立道教也是影響中國的大事。
擴展資料
漢朝的學術(shù)著作
在史學方面,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為以后兩千年正史的編纂提供規(guī)范。全書分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班固所編寫的《漢書》分為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全書體例仿效《史記》,惟改“書”為“紀”,廢“世家”入“列傳”,還開創(chuàng)了刑法、五行、地理、天文、藝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
《漢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內(nèi)容完整的斷代史。更是成為了以后歷代王朝撰寫本朝歷史的范本。而兩漢時期其他的史書還有《東觀漢書》、《漢紀》和《吳越春秋》等。很多西方學者認為,漢代的作家所開創(chuàng)的史學標準,直到18世紀都一直領(lǐng)先于世界。
宣帝時期,在太學中立學官的,《易》有三家,《書》有三家,《詩》有三家,《禮》有一家,《春秋》有兩家,共十二博士。東漢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東漢晚期,古文經(jīng)學走向發(fā)達,今文經(jīng)學日益衰微。
漢政府設(shè)立樂府,搜集民間詩歌,即為樂府詩,后世的《樂府詩集》《古詩十九首》《玉臺新詠》中便搜集了不少漢代樂府詩,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也是寫成于漢代末年。賦是一種新的文學體裁,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張衡的《二京賦》等均為千古傳頌的文學名篇。
漢代時期,隸書亦漸漸取代小篆成為主要書寫字體,而隸書的出現(xiàn)則奠定了現(xiàn)代漢字字形結(jié)構(gòu)的基礎(chǔ),成為古今文字的分水嶺。這一時期,還出現(xiàn)了標點符號的雛形。
秦漢文學的詩歌
秦代和兩漢文學,由于秦代歷時短促,文學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兩漢文學的成就。從文學樣式看,秦漢文學主要在辭賦、史傳文、政論文和樂府詩歌等四個方面。
辭賦有:如江淹《恨賦》,司馬相如《上林賦》等;
史傳: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
政論文:賈誼的《過秦論》
樂府詩歌就很多了:《陌上?!泛汀犊兹笘|南飛》等。
漢代文人詩的文學史意義
漢代文人詩的文學史意義
先秦兩漢詠俠謠諺及其史料價值與文學史意義
【內(nèi)容提要】先秦兩漢時期,崇尚俠風,養(yǎng)士與游俠活動盛行。除正史文獻外,民間歌謠時諺與史相依,廣泛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游俠活動的生動內(nèi)容。這些謠諺從社會生活史的視角,保存、補充或拓展了正史的相關(guān)內(nèi)容記載,與正史相得益彰,提供了當時任俠風尚和游俠生活的真實畫面。同時,也為古代詠俠詩的創(chuàng)作發(fā)展提供了現(xiàn)實素材、文學形象和審美指向,成為我國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中詠俠題材類型詩歌的直接源頭,哺育啟迪了古代文人詠俠詩的創(chuàng)作,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史意義。
【關(guān)鍵詞】 先秦兩漢 詠俠謠諺 詠俠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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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代任俠風尚和詠俠詩的創(chuàng)作發(fā)展看,中國古代詠俠詩的創(chuàng)作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文學——文化現(xiàn)象。因為中國詠俠詩中俠的文學形象及其人格精神并不僅僅是一個典型形象及其自然形成過程,而是社會大眾、史家、文人的文化共建。
縱觀這一過程,俠義傳統(tǒng)的影響與歷代任俠風氣的新變、現(xiàn)實政治、邊塞戰(zhàn)爭與俠義傳統(tǒng)的互動、文人任俠與建功立業(yè)的時代追求、創(chuàng)作主客體的相互融合以及俠自身的復雜人格等等,都為詠俠詩的創(chuàng)作發(fā)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積極的現(xiàn)實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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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眾的英雄拯救心理和文人理想的正義依據(jù)。因此,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xiàn)象,古代詠俠詩的創(chuàng)作所關(guān)涉的層面非常豐富。從歷史積淀看,先秦時期的養(yǎng)士之風與俠義實踐,兩漢時的《史記﹒游俠列傳》、《漢書﹒游俠傳》等正史記載,奠定了俠義傳統(tǒng)的基本道德價值觀念,深深影響著每個時代;從社會關(guān)系看,時代任俠風氣所關(guān)涉的對象既有統(tǒng)治階層之崇俠尚義者,又有士之仗義者及民間廣泛的大眾俠義踐行者。從創(chuàng)作主體看,先秦兩漢的辭賦和民間歌謠有廣泛的歌詠對象與俠義內(nèi)容。這些史傳記載與民間歌謠時諺,不但保存了先秦兩漢時期豐富多彩的游俠生活史,而且為我國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中詠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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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開拓發(fā)展起到了奠基作用,開啟了源頭活水,提供了人格精神,確立了基本的審美規(guī)范。這說明游俠活動與任俠風尚不但引起了史家的重視,亦成為當時文人與民間社會關(guān)注的審美對象。從創(chuàng)作客體看,先秦兩漢的詠俠歌謠,展現(xiàn)了當時社會的任俠風尚和大眾的俠義崇拜、英雄理想,為古代詠俠詩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堅實的現(xiàn)實基礎(chǔ)和廣泛的創(chuàng)作動力。這一切,都為詠俠詩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深厚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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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期,隨著史學觀念的變化和領(lǐng)域拓展,傳統(tǒng)史學已不能滿足對“社會下層”的研究,一些研究者開始重視對“另類歷史”的研究利用。葛劍雄指出:“所謂‘另類歷史’,是指某些作品本身不是嚴格的歷史著作或史料,但其中包含著某種歷史信息,間接地反映了歷史的內(nèi)容?!?/p>
葛劍雄,周筱贇《歷史學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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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兩漢的詠俠歌謠時諺就是這種“另類歷史”。這些謠諺作為社會文化的表征,根植于現(xiàn)實生活土壤,有深厚的社會基礎(chǔ),自可成為正史的佐證和研究這一時期游俠社會生活的重要史料。而在歷史研究中,文史往往可以互證。錢鐘書先生說:“詩者,文之一體,而其用則不勝數(shù)。先民草昧,詞章未有專門。于是聲歌雅頌,施之于祭祀、軍旅、昏媾、宴會,以收興觀群怨之效。記事傳人,特其一端,且成文每在抒情言志之后……然詩體而具記事作用,謂古詩即史,史之本質(zhì)即是詩,亦何不可?!比缒軐ο惹貎蓾h的詠俠謠諺加以審視,就會發(fā)現(xiàn),先秦兩漢詠俠謠諺在反映當時的任俠風氣和游俠生活方面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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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動,有很強的現(xiàn)實針對性,足以補充拓展游俠史料的現(xiàn)實生動性和生活的豐富性。
本文試圖通過對先秦兩漢詠俠歌謠時諺的廣泛搜集整理和整體審視,進一步挖掘古代詠俠詩創(chuàng)作的現(xiàn)實基礎(chǔ)和文學淵源,勾勒出我國先秦兩漢詠俠謠諺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史意義。
一
先秦兩漢詠俠謠諺及其反映的社會生活內(nèi)容
從古代游俠發(fā)展史看,先秦兩漢是俠現(xiàn)實存在的重要歷史時期,尚武任俠作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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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普遍性的社會風氣,其在春秋戰(zhàn)國、秦漢之間相沿發(fā)展,涉及的社會層面、造成的社會影響都是非常大的。這時的任俠風氣及游俠群像,是伴隨著社會大變遷出現(xiàn)的特殊社會現(xiàn)象。作為歷史實錄階段的俠,個性鮮明,有自我的價值追求。而先秦兩漢崇尚古樸的原始遺風和以復仇相尚的社會風習,進一步點燃了游俠者的血性和野性,使其表現(xiàn)出絕異之姿,甚至因?qū)φI鐣刃蛟斐捎绊懚艽驌?。此時游俠雖是大眾追慕的對象,但還未引文人的審美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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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兩漢時期,任俠養(yǎng)士之風熾盛,游俠階層也隨之不斷壯大,反映游俠生活的歌謠時諺開始繁榮。從文學發(fā)生學的角度看,先秦兩漢是中國古代詠俠詩的濫觴期,作為詠俠主題雛型的作品,一是表現(xiàn)簡單直白、形式多為歌謠與時諺;二是文體特征尚未成熟,多與史傳、辭賦等其他文學形式相混。如陳山認為,“詠俠詩潮濫觴于東漢大賦。”如班固的《西都賦》、《東都賦》,張衡的《西京賦》都在描寫都市生活中展現(xiàn)了俠者風采,雖然有關(guān)游俠的描寫只是其中的點綴而已。這些流傳于都市鄉(xiāng)曲的歌謠時諺,多是未經(jīng)樂府采集而不曾入樂的徒歌和謠諺,但它們真實地反映了先秦兩漢游俠風貌和游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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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真實狀況,不僅有著較高的史學和文學價值,而且作為詠俠詩的濫觴,在傳唱中為詠俠詩的產(chǎn)生積累著必要的文學素材和審美要素,成為中國古代詠俠詩的直接源頭。
錢鐘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7-38頁。
陳山《中國武俠史》,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2年12月第1版,第136頁。
如劉飛濱認為漢代游俠歌謠是“后世游俠詩的基本母題,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游俠詩的發(fā)展?!保▌w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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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的游俠與游俠歌謠》,《唐都學刊》2004年第3期。)劉懷榮認為“詩歌中的游俠形象濫觴于漢
魏樂府?!保▌褬s《中國史學論稿》,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頁。)蔡佑啟認為戰(zhàn)國時期
荊軻的《易水歌》“當屬游俠詩鼻祖。”(蔡佑啟《易水蕭蕭風氣,引來壯歌綿綿——古代游俠詩的濫
觴暨流域初探》,《語文學刊》1999年的1期。)
就先秦兩漢詠俠歌謠時諺來看,一是數(shù)量較少。筆者依據(jù)《史記》、《列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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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謠言》、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等統(tǒng)計,先秦詠俠歌謠時諺包括《彈鋏歌》、《河激歌》、《徐人歌》、《荊軻歌》、《漁父歌》、《魯孝義保頌》、《魯義姑姊頌》、《齊義繼母頌》、《魏節(jié)乳母頌》、《梁節(jié)姑姊頌》、《合陽友娣頌》、《京師節(jié)女頌》、《伍子胥歌》等共計13首。漢代有關(guān)詠俠的歌謠時諺流傳下來的筆者依據(jù)《史記》、《漢書》、《古謠言》、《樂府詩集》、《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等統(tǒng)計,包括《潁川兒歌》、《長安為尹賞歌》、《長安百姓為王氏五侯歌》、《閭里為樓護歌》、《劉圣公賓客醉歌》、《曹邱生引楚人諺》、《關(guān)東為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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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號》、《太史公引鄙語論游俠》、《太史公又引諺語論游俠》、《諸儒為朱云語》、《長安為谷永樓護號》、《時人為戴遵語》、《臨淮吏人為朱暉歌》、《并州歌》、《順陽吏民為劉陶歌》、《時人為楊阿若號》、《蜀中為費貽歌》、《益都民為王忳謠》共計18首。二是這些歌謠所詠人與事都與俠義有關(guān)。他們以自己的俠義行為,為游俠精神灌注了極其生動的人格魅力。
就先秦兩漢詠俠謠諺反映的內(nèi)容看,先秦詠俠謠諺,反映著作為實錄階段游俠的自由流動、野性張揚和道義價值觀念,以及他們更看重的超越實利的個人榮譽和氣節(jié)。而漢代詠俠謠諺反映游俠行為直接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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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有的放矢,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就具體內(nèi)容而言,約有如下數(shù)端:
有的表現(xiàn)俠義之士借軀報仇的犧牲精神。如《荊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此歌表現(xiàn)的是荊軻為燕太子刺殺秦王義無反顧的俠義精神。《史記》卷八十六《刺客列傳》曰:
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
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
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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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士皆瞋目,發(fā)盡上指冠。于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荊軻歌》也從另一個側(cè)面反映了當時諸侯國之間兼并戰(zhàn)爭的慘烈。
有的表現(xiàn)俠義之士冀知重諾。如《徐人歌》。其云:“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帶丘墓。”這首歌謠,劉向《新序》卷七列為《節(jié)士篇》,亦見《史記·吳太伯世家》,寫的是延陵季子與徐君重諾感知己俠義事?!缎滦颉肪砥咴疲?/p>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
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已許之矣。致使于晉,顧反,則徐君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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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楚。于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毖?/p>
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
《樂府詩集》卷五十八“琴曲歌辭二”,題作《渡易水》,作者題燕荊軻。并云:“一曰《荊軻歌》。
《史記》曰:‘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丹送之至于易水之上,軻使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
之聲。又前而為此歌,復為羽聲慷慨,于是就車而去?!稑犯畯V題》曰:‘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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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琴中曲?!础肚?/p>
操》商調(diào)有《易水曲》,荊軻所作,亦曰《渡易水》是也?!保ü弧稑犯娂?,北京:中華書局
1979年版,第849頁。)
漢·司馬遷《史記》卷八十六《刺客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534頁。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先秦詩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3-24頁。
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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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p>
于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
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有的表現(xiàn)著民間俠義之士重諾輕生的俠義精神。如《漁父歌》、《伍子胥歌》等?!稘O父歌》云:
日月昭昭乎寢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
不渡為,事浸急兮將奈何?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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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父歌》描寫的是漁父渡伍子胥逃難及為絕其信息而投江自沉事,贊揚的是民間俠義之士的扶危濟困、重諾輕生的俠義精神。據(jù)《吳越春秋》卷三載,伍子胥逃楚,與楚太子建奔鄭。晉頃公欲因太子謀鄭,鄭知之,殺太子建。伍員奔吳,追者在后。
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溯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
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
寢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弊玉慵粗固J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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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浸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
其意也,乃渡之千潯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饑色。乃謂曰:“子
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潛身于深葦之中。有頃,
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
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
見子有饑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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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
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睗O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
者,賜粟五萬石,爵執(zhí)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
兩漢文學有哪些主要形式和成就
兩漢文學的主要形式、結(jié)構(gòu)與特征
1. 賦
賦是漢代文學最具有代表性的樣式,它介于詩歌和散文之間,韻散兼行。它借鑒楚辭,、戰(zhàn)過縱橫之文主客問答的形式,鋪張恣肆的文風,有吸取先秦史傳文學的敘事手發(fā),將詩歌融入其中。賦有傳統(tǒng)的四言,又有新興的五言和七言。它的文體來源廣泛,是一種綜合性文體。枚乘的《七發(fā)》標志著新體賦的形成。司馬相如的作品代表最高成就。西漢后期新體賦的主要作家是揚雄,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是東漢新體賦的兩篇力作。張衡的《歸田賦》開創(chuàng)了抒情小賦的先河。
2. 楚辭體作品
楚辭體作品在漢代沒有新的發(fā)展,許多作品都是在摹仿《離搔》、《九章》。漢代盛行解讀楚辭的風氣,文人對屈原一往情深。楚辭重在詠物抒情。發(fā)展中慢慢與新體賦合流,總稱為辭賦,楚辭被稱為騷體賦。
3. 兩漢敘事散文
兩漢敘事散文在文體上有較大發(fā)展?!妒酚洝穭?chuàng)立了紀傳體史書的新樣式。《漢書》繼承了它的體例,并使之完善?!秴窃酱呵铩窂娀耸穫髯髌返奈膶W性,是歷史演義小說的濫觴。東漢時期還出現(xiàn)了碑文,是品核人物風氣推動下的新文體。馬第伯的《封禪儀記》是最早的較為完整的游記。漢代政論文承先秦諸子散文的余緒,在形式上沒有大的突破。
4. 詩歌
四言詩在漢代繼續(xù)沿用,但不在居于主導地位,漢代出現(xiàn)了五言詩。五言詩在西漢多見于歌謠和樂府詩,文人五言詩在東漢大量出現(xiàn)。東漢的五言詩已經(jīng)成熟,敘事詩有《孔雀東南飛》,五言詩抒情詩的典范是《古詩十九首》。西漢已出現(xiàn)大量七言詩,附屬于漢賦的七言詩通常是句句用韻,反映了早期七言詩的特點。
兩漢文學主要形式、風格、特征
兩漢文學的主要形式是散文、賦、楚辭體、樂府詩。
其中散文風格多樣,有歷史散文、政論散文。其特征為別為前者開辟了新的文體樣式,以人物為中心來記敘歷史。而政論散文則主要繼承先秦散文的模式,但是卻有所發(fā)展,散文結(jié)構(gòu)更加嚴謹質(zhì)實。
賦的風格是大賦、小賦、騷體賦相輔相成。特征是介于詩歌與散文之間,韻散兼行,對諸種文體兼收并蓄,形成一種新體制。
樂府詩風格承載先秦詩歌樣式,但又有其鮮明的特點,如有了新的詩歌樣式—五言詩。楚辭體作品僅僅是模擬屈原的作品,在風格和特征上幾乎沒有變化,因此漸漸衰落。
兩漢故事賦或講述鳥獸故事,或敷演歷史傳說,或再現(xiàn)生活場景,真實而生動地反映了世俗民眾的思想感情與審美情趣,其生成及傳播方式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這些賦作包孕著戲曲、小說等多種文學要素,其故事情節(jié)的曲折生動,人物形象的鮮明,語言的個性化與通俗化,都形成了漢代文學中特異的存在,從而對中國文學尤其是俗文學的發(fā)展演進有過不小的影響。